中国人社会心态六十年变迁及发展趋势（3）

（一）传统价值观的断裂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第一个阶段。造成中国传统价值观断裂的真正原因是“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大悲剧。它不同于1840年后每每由帝国主义侵略、干涉所导致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次次动乱，因为它使中国人“痛定思痛”之余首次将“反思”从西方的“船坚炮利”移到自己文化肌肤的毒瘤之上。事实上，只有这种“不可推卸”的“自我反省”，才可能产生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的文化批判，也才能造成几度欲断未断的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真正断裂。断裂首先出现在青年一代身上，那些怀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的一代率先投身于“文化大革命”，随后又最先遭到了这场“大革命”的无情抛弃。因此，在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之际，他们即以“伤痕文学”的形式对整个中国社会现实展开无情批判。这种批判不仅唤起了整个民族对这段历史的深刻反思，而且借助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力量，直接酿就了足以导致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发生断裂的巨大震颤。

（二）传统价值观的断裂的直接后果是价值观的空白状态，这是嬗变的第二个阶段。对扭曲、窒息、摧残人的灵魂和尊严的外在社会力量的批判，震塌了传统价值观这堵中国文化的“老墙”，也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暂时身陷于精神世界的荒原之中。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由于旧的偶像破灭、新的人生目标尚未确立而产生的迷惘感和失落感。尽管这种迷惘感和失落感由于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所刊发的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以及其后主要由年青一代参加的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讨论，而被当时的人们理所应当地归结为年青一代的社会心态。但在事实上，当时的年长一代在他们几乎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所遭受的空前劫难面前，其所感受到的迷惘和失落更远甚于年青一代。

（三）嬗变的第三个阶段是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萌生。催生现代价值观与社会心态的力量来自改革和开放两个方面：其一，就改革的力量而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导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农村经济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进一步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在此基础上，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决定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二，就开放的力量而言，由于世界现代文明浪潮的波及和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不仅使1984年的中国掀起了一场“现代化”的学习热潮，也使国人普遍经历了“全球意识”、“第三次浪潮”和“新技术革命”等现代观念的冲击。在改革和开放两股力量的推动下，相当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萌生了富有现代气息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开始主动介入而非被动地依附于经济生活和社会事务，如积极地从商、从政、从事任何能够发挥个人才能、提高生存价值的工作；想名、想利、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留下自己的人生足迹。一时间，“深圳速度”、“步鑫生”、“‘傻子’年广久”、“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成了人们谈论的“热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观念更新”也成为寻常百姓的口头禅；在文化与教育领域兴起的“异化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文化热”等，推动了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和观念更新。

（四）嬗变的第四个阶段是顿挫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必然结果。在新价值观开始萌生的第三个阶段，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矫枉过正的危险，因为传统的价值观虽然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断裂，但孕育全新价值观的社会环境尚未完全形成，而拂面而来的改革开放之风却使相当多的人变得浮躁起来。加之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诸多新事物泥沙俱下，它们既可能使一群人兴奋，也可能使另一群人不满。比如，社会政策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而经济上的“双轨制”则为部分权势阶层先富起来创造了条件。这样，在“相对剥夺”的社会心理机制的作用下，许多人的社会心理天平失衡了。到了1980年代末期，整个社会竟形成了一种“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复杂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形成了结构性的张力，而一些突发事件则成了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的导火索。此后的三年顿挫中，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陷入了新的迷惘与困惑之中。

（五）第五个阶段是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复苏期，其标志是邓小平1992年2月的“南巡”讲话。在此之前，作为“六四风波”的对应物，中国社会再度出现了“左”的思想潮流。有人认为，这场风波是阶级斗争的最大反映，因此反和平演变是当务之急；也有人认为，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孕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土壤，而“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桥头堡。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必须坚持搞经济建设，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这不但稳定了人心，更重要的是引发了随后而起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热潮。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并通过其后的《宪法》修正案固定下来。至此，市场经济的大潮在中国大地上不可遏止地奔腾开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重新进入复苏阶段，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心态开始孕育而生。在1994年进行的一项社会学调研表明，市场经济的热潮深刻地影响了国人的日常生活，在当年度的流行语评选中，“下海”、“炒股”、“申办奥运”、“第二职业”、“大哥大”、“大款”、“发烧友”、“发”、“打的”和“老板”名列前十位，充分显示了1992年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景况[3]；而同期完成的另一项社会学研究表明，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在社会转型时期呈现多元化的趋向，代际之间的差异变得更为明显，隐私权开始受到尊重，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变得愈加宽容，但在旧有的道德观发生裂变的同时，全新而清晰的道德观尚未形成[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