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社会心态六十年变迁及发展趋势（2）

第一个变化的发生不仅和一个统一的新中国的出现有关，也和这个新的国家高度的社会整合程度有关。众所周知，通过前述一系列社会运动，在短短的几年内，社会主义制度获得了确立，而学习苏联、走苏联的道路也自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不二法门。苏联模式的特点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它在短时间内能够将国家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某些特定的地区和部门，使工业化获得优先的发展，这一体制遏制了市场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使原先一盘散沙式的中国整合成铁板一块。在这一整合过程中，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使中华民族高度凝聚的一个外部事件，而1953年之后建立的农业统购统销政策和户籍制度则是使整合得以持续的内在机制。这种高度整合的社会体制的存在，使得自上而下的一次次社会运动能够发挥其最大的动员效率，万众一心式的同质性社会心态由此而产生。

第二个变化的发生不仅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动员有关，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翻天覆地变化和取得伟大成就的自然结果。1950年代，由于土地改革和人民当家做主，包括农民在内的数亿国人在感受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紧接着，通过1950年代推行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集体化尤其是人民公社运动，将中国社会高度地组织起来，促使这一群体的成员自然地产生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就无往不能的心理期待。

同一和亢奋的社会心态带来了时代风貌的变化，也成为中国在探索发展道路上走向挫折的起因之一。从1958年起，一系列癫狂而不计后果的社会运动接踵而至：先是人民公社，国家借农民的传统平均主义心理，通过各种政策杠杆，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几乎与此同时，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各种会议和报刊都开始大谈破除“条件论”，提倡“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农业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则提出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用5～15年的时间“超英赶美”。

此后，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前后，中国共产党相继推出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并对1957年“反右”之后“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中国经济和社会开始了灾难后的短暂复苏。但是，为了稳定灾荒后的中国，毛泽东希望通过阶级斗争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1966年，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乱使中国社会和全国人民的心理遭受了巨大的戕害。

1949年的革命胜利，确实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但是，一场以反对封建和殖民文化为目标的革命，在其胜利后的近三十年间却形成了更为坚固的传统或者用华尔德的话说“新传统”[2]，则是当年的革命者所不曾预料的。在1949-1978年的近三十年间，各式各样的制度性变革和广泛的社会运动，在相当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人民的期望与选择，既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改变发生了诸多积极的影响，也造成了许多极其严重的消极后果。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人民在这三十年间因上述重大社会事件所激发出的“革命”热情与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有很大的差别，但无论怎样也不能算是现代的，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仍然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中国人。具体说来，20世纪中国革命的胜利推翻了皇权和专制独裁统治，但没有扫清以高度中央集权和个人崇拜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阴霾；革命的胜利推进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样制约了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发育；革命的胜利铲除了血缘家族统治，但无所不包的单位制和农村人民公社，在限制人们的流动和迁徙自由之后，也弱化了他们的创造性和竞争意识；最后，革命的胜利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垮了儒家封建伦理和刚刚萌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某些僵化的思想却成为束缚人民群众创造力的教条。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左右下，一个有着亿万人口的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高度政治化，同时又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心态。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轨迹

自1978年起，中国社会又走到了历史转折的新关口。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而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新国策，为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在随后三十年中的巨大嬗变铺平了道路。综观这后三十年的变化，以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里程碑，可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分为以下六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