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实干者有位”不仅仅成为机遇

在我们党坚持把“重德才、重实绩、重公论”作为考核干部根本标准的今天，为什么会有“机遇”之说呢？透过人们对“不让老实人吃亏”政策的赞扬不难发现，这既与一些地方和单位客观存在着老实人“吃亏”的事实有关，也与这一问题的破解一直呈现着“人治”状态有关。比如中央强调频率高时，“老实人”便吃香一阵子，似乎“看上去很美”，风声过后又故态复萌；领导者境界高时，“实干者有位”成为一种开明，领导换了之后又成了古装。群众有个形容是：赶上政策的一波“美了美了”，没赶上政策的一波“累了累了”；摊上好领导的一波“用了用了”，摊上差领导的一波“废了废了”。结果，“不让老实人吃亏”的政策兑现，真的成了一种既令人向往却又不能自我把握的“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大批群众口碑好的“实干家”得到了提拔。有人说，他们像春天的蓓蕾，沐浴着党的十八大的灿烂阳光，向社会绽放着“老实人不吃亏”的绚丽；也有人说，他们是时代的幸运儿，摊上了好机遇，向全社会展示了“实干者吃香”的正效应。

这些评论和赞语，说得在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的明确要求，作为对“实干为本”的职业操守的肯定，确实给了社会各行各业的“老实人”一种灿烂阳光般的温暖。从过去“老实人吃亏”，到今天“实干者有位”，就这个转变之中受益的人而言，的确是幸运的。“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进。”这必将化作向中国梦进发的一个正能量，激励更多的人崇尚实干、躬行实干。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作风；“不让老实人吃亏”，是我们党选人用人的一以贯之原则。我们党过去这样要求，今天这样强调，以后仍将继续坚持这样做，也就是说，“让实干者有位”是我们党用人的常态。从这个意义上，把党的一贯原则视为“机遇”，又是不妥的，至少是一种模糊认识。

何谓机遇？东汉王充认为：“春种谷生，秋刈谷收。求物物得，作事事成，不名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这就是说，机遇具有偶然性，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汉文帝时，宫廷仆役邓通因与文帝梦中助他登天之人长相近似，且繁体“邓”与登天的“登”字音形皆近，立马儿被留在皇帝身边，

不久封为了上大夫。清末某考生，因被慈禧偶然看上了他一笔好字，遂被钦定为头名状元。这两人都是典型的机遇幸运儿。王充在《论衡》中也有一个故事：昔周人有仕数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途者，人或问之：“何为泣乎？”对曰：“吾仕数不遇，自伤年老失时，是以为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对曰：“吾年少之时，学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后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又老，是未尝一遇。”此可谓典型的“机遇弃儿”。其实，这里有一层窗户纸：自有阶级以来，尽管江山不断易主，社会形态各异，但仕途上的这种机遇，无一不是君主恩赐的。伊尹和箕子，皆为当时的贤才，可在仕途上两人却大相径庭，伊尹为相显贵于朝廷，箕子却为奴沦于市井，原因在于两人所遇到的君主用人观不同；伍子胥、帛喜俱事吴王，忠贞的子胥被诛杀，奸佞帛喜反而久居太宰之显位，原因也在于其君主用人观有毛病。“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这句古诗，以获取帝王青睐为最高标准，就是封建官场“机遇”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