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选择中国道路就是最大政治（3）

二是中国道路是由较强抵抗风险制度基因决定的。以这10年为例，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并不平坦，如SARS疫情大面积肆虐、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特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还有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欧洲债务危机持续蔓延，等等。但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中国在世界上第一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人均GDP步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不仅用不足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而且创造了人民生活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再从世界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已经长达5年，态势仍在延续，欧美日三大经济体仍处在各种经济危机之中。如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几乎零增长或负增长，正在经历第一个“失去十年”；美国拖而不决的财政悬崖又转化为联邦政府开支自动削减，连美国白宫都认为这是“直接扼杀经济增长和就业”；日本患上典型的“日本病”，正在经历第三个“失去十年”。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制度危机，更是道路危机。

三是中国道路是由中华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人，进而产生适应文化性格的制度及其前进道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性格且难以改变，这便决定了无法套用其他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制度。举例来看，西方文明有三个源头：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和罗马法。所以西方的法治有深厚的传统，于是形成民众普遍的法治观念和契约意识。我们就不同了，奠基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社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强调德治，这就使中国与西方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这样的文化及其民族性格不容易改变，坚持复制必将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结果。

四是中国道路是由世界上优秀的贤能政治决定的。一个国家的政治能否凝聚人心，能否有决断力和执行力，很重要一点就在于能否把真正优秀的人选到重要岗位。一种体制，如果最终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推举到最关键的位置，如果让党派利益捆住领导人手脚而无法有所作为，这种体制显然出了问题。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形成了富有成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努力做到选贤任能，使德才兼备者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这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共识。不仅如此，被选拔上来的“好苗子”，还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锤炼。加拿大籍学者贝淡宁说，中国式贤能政治的优势非常明显。雅虎网站财经频道总编辑亚伦·塔斯克写道：中国领导层的平稳过渡及其调整经济的努力与华盛顿持续的功能紊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相当一部分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专家学者看来，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选贤任能择优机制的竞争性，可能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中国特色选举制度”的成功不只是挑战了西方传统政治理念，更丰富了人类社会选举政治的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