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忽视提高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经济结构失衡且缺乏创新。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西班牙的经济效率、竞争力相对疲弱,西班牙工人平均的生产效率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75%。由于经济结构失衡,原应最具有发展潜力的能源、工业和金融业等部门对GDP增长的贡献仅仅占到11%,而为经济增长作出主要贡献的领域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建筑业等技术水平较差、并不参与国际竞争的部门。譬如2006年,大多数新提供的工作岗位主要来自于建筑业和与房屋销售、租赁有关的服务业,占比分别为33%和15%,旅游业和国内服务业则占30%,而其他生产领域仅占5%。由于技术含量不高,西班牙出口主要是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高科技产品仅占出口总量的8%(低于欧盟15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究其原因,在于西班牙政府对教育和科技发展投资的亏欠。2010年,西班牙研发(R&D)投入仅为GDP总值的1.4%左右,大大落后于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其教育投资也只相当于经合发展组织平均水平的一半。投入不足导致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升缓慢,也导致技术密集型的现代产业难以获得长足的进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多年间,西班牙工业生产率仅增长了0.3%,比欧盟平均水平低一个百分点,在欧盟国家中排在后列,仅比意大利和希腊强一点。当然,历史的原因也不容忽视。早在佛朗哥时期,西班牙因为推行精英教育战略而过于忽视基础教育,早就埋下了公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种子——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西班牙每年还约有20%的适龄学生不能完成初级教育。尽管政府日益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其人口素质相比较于其他发达国家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第四,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出口竞争能力下降。西班牙出口产值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进口。除本国产品科技含量低以外,劳动力成本高也是影响产品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由于深受工会力量的制约,同时也深陷于自己对于福利国家理念的追逐,工社党政府长期将工资和福利水平与通货膨胀相挂钩。因此,西班牙的劳动力成本一直高于欧盟平均水平。这种挂钩关系又导致西班牙的通货膨胀率比欧元区的平均水平高出许多。此种循环往复的结果,是使西班牙的出口竞争能力大大弱化,并进而加剧了国内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发展减缓的局面。相形之下,德国人就灵活得多,他们在经济危机中及时实施紧缩政策、限制工资增长,并伴以削减工资税和提高生产率等手段,降低劳动力成本,使其远低于欧元区平均水平13%,从而使德国在2007年成为欧洲最富有竞争力的国家。总之,一方面,西班牙高福利、高工资和通货膨胀此起彼伏,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出于保护本国经济的意图又减少了进口,致使竞争空前激烈,这对相对落后的西班牙经济体而言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第五,工社党政府没有积极地、及时地采取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一方面,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政策腾挪的空间相对有限,再加上立足长远、推进痛苦的经济转型并不符合工社党短期内继续执政的利益,所以它很难主动地关注深层次的不良结构问题。另一方面,萨帕特罗政府刚上台时,西班牙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工社党政府很容易忽视西班牙经济已经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即使意识到了也不想打破眼前经济繁荣的美景。正如萨帕特罗所说:“如果它没有坏,就不用修理它。”这样一种侥幸心态使工社党政府沉醉于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短期效应,因而很难为经济危机的到来作好准备、甚至觉察不到危机的迫近。即使在2007—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由于西班牙经济状况尚好于其他许多国家,其金融领域还没有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之前采取的少量经济紧缩政策也取得了一些成就(财政盈余和低债务),对危机形成了一定的缓冲。因此,工社党政府不仅拒绝承认国际经济危机正在影响西班牙,而且不认为西班牙高水平的个人债务会加重国内危机。西班牙财政部长索尔韦斯在2007年8月指出:“危机只会对西班牙经济产生很小的影响”。直至危机来临的前夜,萨帕特罗首相还在2007年8月14日要求各大银行继续对房地产企业提供贷款。 由于工社党政府对经济问题的严重性缺乏全面清醒的认识,西班牙经济终于恶化至难以收拾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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