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原因及相关启示（2）

第六，居民收入下降，负债率增加，人民不满情绪增加。由于失业率增加和经济衰退，再加上政府为应付债务而提高税率、减少开支，西班牙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出现连续下降，由2008年的2.5%下降到2009年的1.9%。[7]居民家庭的负债率从20世纪90年代末约占收入的40%增加到2008年的122%。危机爆发时，西班牙全国有800万宗银行抵押贷款（大多为购房贷款），拖欠偿付债款者在2008年七、八两个月增加了一倍，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准急剧下降。[8]此外，再加上高居不下的通胀率，西班牙民生陷入30年来少有的艰难境地。其结果，自然是公众抗议活动如示威、罢工和骚乱等此起彼伏。

二、西班牙遭受经济危机重创的外因和内因

从外部因素来说，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使西班牙的生存环境变坏，不利于经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走向深入、世界性经济肌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都离不开其他国家和地区，都要相应承载来自外部生态的助推或考验。20世纪70年代中期民主转型以后，为全面摆脱以往为因应佛朗哥独裁统治需要而自觉不自觉地游离于欧洲体制之外所导致的不利局面，民主政府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战略，成功地于1986年加入了欧共体，积极融入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享受到了欧洲大家庭带来的种种好处，很快迎来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的迅速腾飞。但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繁荣时期大家固然可以共享好处，但在全球经济特别是欧洲经济面对停滞或衰退时，谁都难以独善其身。

关于此次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西方专家学者多认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信仰。”[9]日本经济评论家内桥克人指出：“市场万能、竞争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就业体系破坏，社会纽带断裂。”[10]崇尚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过去错误地相信自由市场可以调节金融体系而无需政府加强监管”。这些判断都看到了不受节制的资本未必就会积极专注于资源优化利用和高效率价值创造的现象。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究其内理，此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本质，仍然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资本盲动和无政府主义的危机。所不同的是，它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伴随经济全球化、虚拟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世界性经济分工的畸变，资本与实体经济领域直接的价值创造之间的距离越发遥远。大多数资本雄厚的国家，特别是掌握着世界货币控制权的国家，都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在强调通过扩张性经济政策以促进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反对国家对国内经济予以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的交叉影响下，发达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越来越轻视劳动价值论，越来越偏好某种虚拟的“价值创造”并走向极致：自命为价值源泉的资本不仅垄断了生产和流通，而且操控了对于社会意义本身的生产和阐释；通过对自身剥削的深层次、全方位的精致包装，大量远在本国政府力量所及之外的资本事实上裹挟了权力（政府权力或世界强权），被主观创造出来的名义需求也取代了有实际购买力支撑的有效需求成为引导经济分工与价值分配的主轴。其结果，必然是要引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断裂，扭曲国内市场机制以至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

于是，一方面，居于世界产业分工低端的国家和地区不得不靠极端压低劳动力成本、不计资源和环境成本过度扩张制造业，以低廉的价格供应发达社会并积累起事实上难以造福本国民众的高额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实体产业早已空心化，过剩资本流向全球以追逐短期超额利润，因而并不直接或是并无诚意从事真正的价值生产和创造，继而在本国经济领域中形成事实上的资本短缺或较差的资本流动性。这样一种局面在前述两类国家中都是不可能持久的，危机或早或晚的爆发也是其内在逻辑所自然注定了的。现在看来，想在短期内走出这样一种局面是不现实的，它需要人们走出一切不实际的“救市”幻想，转而认真地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重塑世界经济分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