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改革该为中国人的“中国梦”服务（3）

三 政体改革：渐进式与权力限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有什么样的社会改革都脱离不了政治权力本身的束缚，或者说没有对权力的依附，获得权力的认可，那么所有的改革都是空话，或者说改革的阻碍将会非常大。为此，笔者从以上两个非常基础和现实的目标出发，回到整个社会现状来进行谈论，改革之时，对权力本身应该如何治理，这几乎关系到以上两个改革目标能否顺利进行。笔者认为，如何不认清改革所面对的大背景，那么改革就会失灵，而紧接着，改革就成为缓冲社会矛盾的一个工具，成为政治家口中的一个“空头承诺”。

首先，渐进式改革是社会所需。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第一次提出，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社会转型就彻底的冲击着整个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宏大目标下，如何避免苏联式的悲剧，从“老大哥”那里继承经验和教训，最终我们得出，这样的改革必然需要是“渐进式”。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权威主义就屡次强调，中国的改革，需要试错。因为正如学界中的某些学者所说，“中国--没有榜样”。故此，摸着石头过河，就成为上个世纪改革的一种“试错机制”。这样的一种机制，最大的好处在于，避免大规模的社会风险发生。但是，从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来看，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认为，中国的改革应当是“慢慢来”，而不是“一口子吃成胖子”。对于这三种社会思潮来说，都希望有实质性与主动性的社会变迁，而这就符合了李克强总理说的“甩开膀子”的事实。

其次，限制权力是关键。甩开膀子，不能把甩的“力度”过大，这样会导致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也会导致社会剧变的发生。而限制权力，就是这个“甩”最需要改革的地方。因为不限制权力，就会导致社会公正被奸污的可能性增大（2012年社会学研究最多的一个主题就是社会公正）。在“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之下，所谓的社会流动与社会财富，就会被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所侵占，而在如今公务员队伍如此庞大的今天，只要拥有一点权力的人，都会压迫对他而言没有权力或权力较小的人，故此这样的层层压迫，就会导致压力型政府的存在，就会导致社会情绪“井喷”的可能。所以，从全能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是政府限制权力之后的一个必然方向和目标。只有当政体改革走入到服务型政府的时候，社会流动机会平等化与社会财富均衡化就得以实现，而这就符合了当下中国百姓的一个最基本的诉求。

综上所述，从微观层面的政体改革目标到重新认识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及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职责与应该完成的本分，这其中不乏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重新的定位与思考，在我个人原先提出的四大改革方向的前提下，如何实现这两个更为具体和细致的改革目标，就是接下来中国政体改革的关键所在。而这也并不是信口雌黄，从大量的社会事实来看，这两点必然是当代中国需要（非常需要）完成的改革目标。而在“权力-利益”结构之网（吴毅）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遵从既定存在的制度逻辑，依靠权力来进行社会改革。反过来，社会改革又需要政体本身进行更为主动与及时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社会稳定（相对）的可能性存在。在此，笔者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希望政府本身的改革是主动性的而不是被“倒逼”，这样只会增加民众的怨气和消磨民众的耐心。第二，政体改革应该拿出诚意，更应该避免“改革之死”的困境，不该把改革当做利益分配的借口，而是该为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梦”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