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形势与深化国企改革（2）

第三，失业困境。刚才说了美国的失业率非常高，日本的失业率也高达6%以上。欧洲有的国家的失业率高达50%。

第四，经济衰退、经济复苏缓慢的困境，从2008年一直延续到现在，已经五年的时间了。由于这些主要发达国家面临上述困境，他们采取的这些经济政策可能会导致全世界出现四个大的风险。

一是通胀风险。大宗商品如大宗农产品、矿产资源在这样一个非常宽松的、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它的价格会跌宕起伏。当然主要会走高，会引发全球性通胀。输入性通胀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会带来通胀风险，所以全球性的输入性通胀在今年风险是相当大的。

二是贸易风险。现在国际贸易结算的货币分布中，用美元结算的占62%，而在2008年以前，这个比重大约占到68%。美元的贬值会对各个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出口价格产生很大影响。比如美元贬值，如果人民币币值不动的话，兑美元就肯定是升值，升值就意味着我们的商品价格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出口商品竞争力下降、获得的市场份额减少。此外，贸易风险还来自于新的贸易壁垒。2008年以后，几十个国家制定了贸易保护的政策。美国在喊出“重振制造业”口号、提出“出口倍增计划”的同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奥巴马号召，美国人要买美国货。他把这些举措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会带来很大的贸易风险，我国的光伏产业、出口的稀土、橡胶、轮胎等在新一轮交易中遭到了反倾销、反补贴的打击，这些国家的进口关税税收从原来百分之几增加到现在百分之几十，一下子就把我国这些出口行业摧毁了。

三是国际社会矛盾加剧。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占领华尔街”。在华盛顿也有很多人驻扎在广场，表示对美国社会的不满。当时我刚好在美国出访，我看到示威者的标语中有很多是“1%和99%”，就是1%的人占据99%的财富，而99%的人仅占有1%的财富，这是极其不公平的。尤其是像华尔街这样通过虚拟经济、金融衍生品发展积累财富，进一步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现在是全世界的社会矛盾高发期，比如希腊、西班牙是高福利社会，在国家经济遇到问题以后，任何一点福利的减少都会引起社会矛盾，一些国家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四是经济减速的风险。现在美国经济减速、日本经济减速、欧洲经济减速，连经济形势最好的德国也在减速。2012年，穆迪公司展望未来经济发展，把英国、法国也放到负面的里面了。

整个国际形势正如《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在新的一年里，我国将面临几大挑战。

一是全球性货币贬值的挑战。对中国来说，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最近人民银行的政策导向是在新的一年里货币要紧缩，但我认为在全球货币注水的情况下，应该采取“一个容忍、五个适度”来抵消它巨大的影响。

“一个容忍”就是容忍人民币被动升值。人民币升值并非一无是处，我国已经从单纯的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大国，现在我国的进口量居世界第二位，出口量居世界第一位，按照美国商务部2013年发布的数字，2013年我国的进口量已经超过美国了。未来我国有很多企业和产业要走出去，在国际上配置资源，因此考虑到进口导向和投资拓展国际市场，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是有利的。另外，美元贬值，人民币相对升值，这会使我国GDP总量相对增大，这就有可能使中国在更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的目标是赶超英美，这在当时是一个伟大梦想或者叫理想，但现在我国的整经济总量和美国越来越接近。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着输入性通胀的挑战，要有大的思路和设想去应对，比如容忍人民币升值，把美元贬值作为我们加快实现世界第一经济体的机遇。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当然有利有弊，但是总体上利大于弊，因为世界看中国就变成以前世界看美国，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关于“五个适度”。一是适度宽松。为了稳增长，我国2012年下半年适度放松了货币政策。2013年稳增长任务仍然艰巨，在全球性宽松货币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不必为全球货币体系约束自己，为他们“买单”而付出太大代价。应考虑适当加大放松货币政策的力度，包括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贷款的基准利率，降低存贷款差率、降低银行利润让利给企业等。2013年放松货币政策的力度，总体上应大于201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各国货币发放规模和币值确定不再受其他国家约束，货币从过去代表一定实物量、与黄金或美元挂钩的实物货币变成了信用货币，国家经济实力和政府信用是货币发放的基础性力量。因此，我国货币政策不必拘泥于传统理论和传统方式，国际社会都宽松，唯我紧缩就会吃很大的亏。只要对维护国家权益有利，我国该印钞就印钞，该发钞就发钞，你宽松为什么要我紧缩？放松货币政策有利于我国企业获得更多流动资本，解开融资难、融资贵的“紧箍咒”，特别是能缓解中小企业贷款困难，提高企业适应国际市场变化的能力。我们的企业特别中小企业流动资金很缺乏，一轮紧缩下来就牺牲了一批企业，资金链断了一个企业就倒了。这一轮我国经济下行对企业的影响，很多企业反应比上一轮还要严重。现在有很多企业借高利贷，高利贷的贷款利息不是20%，而是40%，甚至是60%。

二是适度通胀。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以及国内经济形势运行的态势，应允许适度通胀。不应再采用传统的宏观调控手法，只把物价水平与货币政策挂钩。实际上这几年价格指数比较高的时段，在价格上涨因素中，农产品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占得比重最大。允许适度通胀，比如通胀可以在3-5%区间，食品价格上涨较快时，可以拿出一部分钱补贴穷人和特定人群，其余的部分则靠市场逐步消化。这样做还可以通过市场发现价格，提高农民通过市场获得经济收益的能力。这既比我们用僵硬的限价、约谈、管制、处罚等办法容易，也符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要求。还应提高存款利息率，与通胀率变动挂钩。住房价格则应保一头，放一头，即提高保障房、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比重，稳定穷人和处于过渡期的白领人群，放开完全市场化的商品房价格。同时应加快制定《价格竞争法》，特别要明确房地产价格构成与利润的合理区间，以法律手段规制微观主体的市场经济行为。

三是适度转移。去年我国全年外贸进出口增速下降为6.2%，这和国际经济形势不好关系最大，也和我国贸易逐渐转移有关。我国国际贸易调整中一个重要战略选择，应把实施“走出去”战略作为基点，加快转移过剩生产能力到周边和其他地区成本低的国家，同时把贸易生成地转移到其他经济体，以提高国际贸易迂回能力。和当初一些国家通过贸易转移带动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在中国搭载平台向世界出口一样，世界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绝不会、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中国，还将按照其规律性继续寻找低成本、高回报的国家和地域。在全球流动性泛滥情况下，这个过程可能加快，对此我们不必紧张和害怕，可以因势利导，鼓励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学会在全球配置资源。创造条件支持企业“走出去”创造贸易量，同时改变贸易统计方式，把我国企业在境外创造的贸易量，统计到企业国际贸易总额中。若干年之后，有可能我国企业在境外创造的贸易量，超过在境内的总量。

四是适度减税。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中国2000年的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为12.8%，此后税收占比逐年增加，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税收年增速也接近20%。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已达到89720亿元，同比增长22.6%。去年我国进行了结构性减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税收政策的基点必须转向支持企业提高竞争力上，应围绕支持实体经济、扩大国内需求、减轻企业负担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把适度减税与抵御货币注水带来的冲击结合起来。最好和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结合，对看准了的上升为税收制度安排，同时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但是速度要快，不能“十年磨一剑”。

五是适度减速。《政府工作报告》把经济发展目标定在7.5%，这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要继续抓住机遇，加快和促进发展；另一方面是把工作重心放到加快转变经济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上。适度减速既是主动为之，也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