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第一个现代国家（2）

然而，东亚的新兴民主政体比日本更显“西方化”，如韩国、泰国和中国台湾的政府权力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反对派一方，反对派政治文化更为浓厚。即便如此，在韩国和中国台湾，仍有一股支持日本式一党独大的政治暗流，中央集权式官僚制度的影响依然很大。在很多方面，东亚民主制的合法性与吸引力不在于这些国家在全球所占的比重，而在于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如何。与此前的新加坡一样，中国代表着一种巨大的挑战，因为它的经济如此成功，东亚及地区以外的国家竞相复制中国模式的部分经验。

要真正理解中国模式，我们需要正视一些概念上的误区。首先，我们没有分清不同类型的非民主政权之间的重要区别。从常识的角度讲，多数人可以接受仁慈的独裁统治。例如，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和金正日领导的朝鲜具有明显的道德差异。然而，当代比较政治学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亚里士多德对王权和暴政的区分，因而无法将那些为更广泛公众利益服务的非民主政权准确归类。从这个意义上看，一些权威国家是“发展性”思维。换句话说，他们力求促进经济发展。

东亚政治体制面临发展考验

“责任”一词日渐趋于特指程序性责任。但是，仅从程序的角度而非从实质性结果的角度界定责任，会在两个方面产生问题。第一，从实际治理情况来看，一些程序上负责任的民主政权显然是不负责任的。第二个问题特别适用于东亚。尽管王朝时期的中国没有法治或正式的责任机制限制行政权力，但道德责任是该国政治体系正常运转的核心。儒家思想的本质是用来调试统治者行为，并引导他们关注被统治者利益的道德规范。当然，完善程序性责任的理由也有很多，最基本的是信息问题。即使一个专制统治者十分仁慈，但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和选举等正式程序，他或她怎么知道民众的利益是什么？

我们以国家现代性的三条标准来分析一下中国的权威政府，即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增补制（recruitment）和反应性（responsiveness）。与其他权威政府相比，中国的机制化程度相当高。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一个高度复杂、适应性强、独立自主和上下一致的组织，由精英型干部体系掌管，能够在偌大的一个国家动员所有成员。在增补制度方面，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新家长制”政治相比，中国体制更少受到个人因素影响，更为现代。尽管高层党员干部享有高额补贴，但这并不是中饱私囊。进入政治局常委的成员，必须具有在多个省或经济部门的丰富行政经验。关于反应性，中国政治体系中没有正式的对下政治问责制，但中国公民有权起诉地方政府部门的不作为。

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继承了中国式的集权模式，这是他们取得经济成功的关键。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有高效能的发展型政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政策，只是在后来才增加了法治和民主制度来限制行政权力。

所有东亚国家，无论是民主制还是权威制，在未来20年都会面临一些考验其政治体制的大问题，关键要看这些政府是否能够更好地应对。最重要的问题是转变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建立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机制。日本曾经作出巨大努力但终归还是失败了，其他国家能否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各国有必要重新协商自己的社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