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平等吗？（3）

七、收入不平等是种族不平等的新惯性轮

克鲁格曼指出，在当今美国，种族主义虽然没有完全从人们心目中根除，但其影响较之民权时代已经微乎其微。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正在超越种族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如今评判一个人不再依据他的肤色，而是其拥有的财富。现在到了“作别种族歧视，回归阶级体系”的时候了。经济不平等虽然不是一个固有的种族议题，但对美国而言，收入不平等也具有种族意义。20世纪60—70年代，种族歧视的终结极大地提高了少数族裔的经济和法律地位。其间大量黑人家庭迈入中产阶级甚至上层中产阶级的行列，黑人占上层20％家庭的比例增加了一倍。但自80年代以来，黑人经济地位的相对改善停止了，这与同一时期急剧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存在重要联系。克鲁格曼呼吁，人们不应该在收入不平等问题上保持沉默，而要像马丁·路德·金反对种族歧视那样，致力于改变收入不平等的格局，维护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和梦想。

当前，西方理论界围绕社会不平等问题正在进行激烈的论战，其中不乏克鲁格曼的支持者，而保守派也提出了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比如，有人否认克鲁格曼提出的“寡头政治论”的意义，质疑即使对上层5％的家庭施加100％的重税，政治影响的再分配就足以使美国成为一个非寡头政治国家吗?批判富人就能改善单亲家庭儿童的相对贫困状况吗?也有人直接提出，不应该将对不平等的愤怒强加到富人身上，富人不应该成为不平等的众矢之的，强调当前真正的收入问题不是谁富有而是谁贫困的问题，认为穷人更大的经济流动与对富人的征税无关，而与发现那些鼓励结婚、教授穷人适用于市场的技能，以及引导其加入合法劳动力大军的方式方法存在重要联系。对富人征税只能给穷人提供金钱上的帮助，但穷人面临的问题不是钱太少，而是缺乏完善自身的技能和机会，等等。

在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中，克鲁格曼对不平等的诠释显然具有警示意义。他关注社会两极分化以及财富高度集中与寡头统治的必然联系，提醒人们不能漠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后果，呼吁政府在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方面有更加积极的作为，这不论是对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的西方发达社会，还是对面临贫富差距挑战的中国而言，都具有确切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