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国革命：两个政治传统（2）

最小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

人物周刊：相较而言，美国革命大致局限在政治领域，法国革命也涉及社会文化领域。您似乎比较欣赏前者，就是将革命局限在政治领域，所谓“最小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

朱学勤：在社会层面，我是个保守主义者。我有一个基本观念：人类社会自身有演变逻辑，会自然而然发展、纠错。我尊重这个自发秩序，反对对社会做人为的外科手术。人类文明是怎么发展成这个样子的？最让人惊讶的一点就是自发演变的结果显然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福祉。对此人类的理性到今天还没有能充分地认识和解释。人不仅没办法颠覆，也改造不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当年亚当·斯密曾强烈地反对法国革命激进阶段的暴行，他维护的就是社会本身自我演变的权利。

但同一种社会基础可以有不同的制度形态跟它衔接，有些能适应，有些不能适应，有些起初能适应后来不再能适应。社会不大规模破坏的同时政治制度可以选择。这意味着，你可以改革。而如果你不愿改、改不动，很可能就会促发危机，革命就会来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的对话也涉及这个问题，就是周期律与民主问题。政治制度有适应期有不适应期，如果到了不适应的时候还是不改革，那只能是被推翻。革命来了，我们应该限制革命的范围，不让革命扩及开去破坏社会秩序。所以我才提出最小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

为什么我把美国革命称为小革命？从1775到1787年，美国有没有社会革命？没有。有没有在赶走英国人的同时把美国的土地所有制改一下？没有。当然那个时候美国土地太充足了，也没有这个需要。但美国也有冲突激烈的时候啊，传媒人特别熟悉的“扒粪时代”，腐败很多，官民矛盾也很激烈，但它没有过阶级斗争，更没有阶级革命。所以我们今天到美国去，除被南北战争破坏的地方，大多数的地方维持独立战争前的建筑、社区、社会结构。美国的历史是短暂的，但这短暂的两百多年历史没被破坏过。而在欧洲和亚洲，这两百多年里发生了多少次破坏旧的社会基础的革命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革命是最激进的也是最保守的。它成功遏制了革命浪潮越过堤岸冲击社会。

人物周刊：关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有所谓的大、小契约论，是否也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政府合法性的问题？

朱学勤：契约论是从17世纪开始的。在这以前，君权神授，是没办法质疑的。从霍布斯、洛克一直到卢梭，契约论提出了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把权力的来源从天上拉到了人间，其进步性、合理性就在这地方。但到了卢梭那里，夸大到要把整个社会都交给政府，所以叫“社会契约论”，这就非常危险了。如果仅涉及政治问题，民众和政府可以有一个契约，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它在制度上有一些仪式化的安排。比如4年选一次总统就是人民把让渡出去的权力拿回来再重新授权一次的意思。

人物周刊：比较英、美、法三次革命，革命之前，美国没有纯粹的观念活动，英国只有三两个思想家窃窃私语，而法国有风起云涌的启蒙运动，为什么看起来理论准备最充分的法国革命取得的成果实际上最不稳固？

朱学勤：法国革命前，所谓的启蒙活动扩大为启蒙运动，意味着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动员程度已经达到了最大值。一旦政治体制难以容纳，会引起爆炸性的后果，即小革命（政治）到中革命（社会）到大革命（精神）。历史上的小革命，其实都是有限革命，政治参与没达到爆炸性的程度。比如美国制定宪法，55个人的一个关门会议。但它不是一个拒绝民主的会议。如果说制宪的过程是共和，各种利益谈判形成双赢的结果，那么开门把宪法交给纳税人，经过投票同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民主了。法国不是，制宪一下子进入大民主阶段，所有人都可以发表意见，都可以否定另一个人的意见，民主进入到了广场阶段，所以很难确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宪法文本。罗素曾讲过，“在落后国家，观念引起革命；在先进国家，革命引起观念。”这话很有深度。因为在落后国家，除了知识分子的观念力量外，其他力量都很薄弱，观念力量一呼百应，往往一上来就引起大革命。法国、中国、俄国都是观念引起的革命。在先进国家先有实际的革命，变动了政治制度以后，再释放观念的辐射力，观念跟着慢慢变化。

人物周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领导集团的不同构成是否也对革命风格有影响？

朱学勤：有一个有意味的现象：两场革命的领导集团，美国的都全身而退，没有一个死于内部厮杀；法国有相当多的人，不是死在王党、反法同盟等敌人的手里，而死于革命内部的绞杀。丹东是罗伯斯庇尔所杀，罗伯斯庇尔是热月党人所杀。其他革命领袖被杀死的太多了。这情况在美国革命中找不到。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两国的领导集团不同。法国革命的领导集团，大多既无政治管理经验，也无经济管理经验。有这种经验就会知道人们的利益冲突是每天每时在发生的，这种冲突，其实可以通过博弈、谈判、双赢的方式获得一个结局。而美国革命的领导集团，要么是在英国管理时期已经成为议会精英，有过政治管理经验；要么本人是律师、企业主、农场主，有工商生活的管理经验，积淀了相当丰厚的工商文明。工商文明处理人们的观念冲突也好、利益冲突也好，都不是诉诸武力，而是通过谈判。而法国革命的领导集团，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这些人都是拿破仑讲的“意识形态分子”。拿破仑这么讲是对的。他非常惊讶法国革命的领袖怎么都是意识形态专家，而非有经验的政治家或企业家。观念型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和政治家、企业家领导的完全不同。用韦伯的话讲，法国革命是把可以分解的量上升为不可分解的质；而美国革命是把不可分解的质下降为可以分解的量、可以量化的经济利益，讨价还价。为什么1787年的会议要开3个月？每天都在讨价还价。这批企业家和那批企业家在谈判嘛。而法国革命，你看国民公会辩论，全都是宏伟叙述、激越浪漫的诗篇，而且诉诸道德，在政治斗争中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只知道理，道德之理，不知事理，事物之理。

人物周刊：当时美国和法国对国家制度的设计是否也体现了对人性的不同认识？

朱学勤：其实两国是相互渗透的。像汉密尔顿更多认为人性本恶，设立制度就是为抑制人们在政治层面上的邪恶。另一方像杰斐逊等人，受启蒙思想影响比较多，认为人性本善，政治制度的安排应该最大限度调动人性的善，用政治来追求人间天堂，用今天的话来讲，相对而言是个左翼；汉密尔顿天然地就是个右翼。左翼和右翼达成了哪种共和？右翼设计好了制度，左翼在制度平台上批判这个制度。这就是共和制度上面的民主追求。问题在于杰斐逊在美国代表的这股民主力量，在法国革命中成了主流，没有力量跟它抗衡。它用政治来追求宗教的目标，要把日月河山乃至人心的道德是非重新安排，那革命承担的东西太多了。不光承担了制度变易，还承担了价值观的彻底颠覆、人性的改造，不成为大革命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