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转型，为何能成功避免革命（2）

韩国为什么能避免革命

韩国的民主化转型，只经历了并不严重的社会动荡，没有经历政权的断裂，成功避免了革命，以极小的代价实现了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韩国是如何做到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死扛。

在全斗焕上台初期，他对社会不满仍然诉诸武力镇压，他的强硬姿态使得全斗焕统治初期的社会民主运动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但全斗焕并没有一直强硬下去，他清醒地看到，韩国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快走到尽头，民主政治已经是韩国不可逆转的潮流，没有民主政治的韩国很难进一步发展。如果继续对民主浪潮实施高压政策，将有可能迫使反对派走向极端，最终玉石俱焚。

在1980至1983年间，韩国经济增长率由5.2%升至11.9%，而通货膨胀率由28.7%降至3.4%，这也给了全斗焕政府以信心，当局认为进行全盘改革并不会危及社会的稳定。

1983年，全斗焕开始主动实行一些自由化措施，其中包括释放政治犯，解除对绝大多数反对派政治家政治活动的禁止，撤出驻扎于校园的军队等。

在政府主动减压后，民主化运动迅速火热起来。1984年底，由42所学校学生社团组成的全国学生代表机构成立。1985年4月，学生运动又进一步成立了更系统的伞状组织——全国学生联盟。1984年，涵盖范围更广，将工人、学生、农民、记者、宗教团体等各阶层势力均包括进去的民众民主运动联合会以及全国民主与统一联合会相继成立。1985年，这两个伞状组织又进一步联合成一个全国性最高组织——民主统一人民联盟。这是第一个全国性多阶层联盟。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当局的容忍，这些组织能成立并大规模活动。

第二，反对者也觉得没必要、不愿意走极端。

既得利益集团没有选择死扛，这提供了改革的空间;反对者认为没有必要走极端，使得运动中的极端派别不得人心。

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通常是比较极端的派别，但在卢泰愚的民主宣言发布以后，这些极端势力迅速被民众所抛弃。过于热衷运动的极端派别民众党角逐1988年和1992年国会议席时，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投他们的票。即使在工业城市蔚山，工人也不愿将选票投给工人候选人。人们普遍觉得，在政府显露出开明的诚意之后，激进的运动已经没有必要。

1987年后，民众运动开始逐渐被市民运动所代替。在市民运动中建立的主要组织包括：经济正义市民联盟、廉政之眼、公正选举市民运动联合会、参与民主人民联盟以及青年基督教联盟等等。这些市民运动组织，比之前更注重关注细节的进步。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是市民运动与之前民众运动的不同。这样的转向，表明韩国的社会运动越来越走向建设性，极端势力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三，中产阶级的稳定作用。

1980年韩国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35%，1985年为40%-50%。中产阶级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道德感及民主意识都很强，是全面改革的重要推手。

1987年6月9日，《韩国日报》曾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作了一项民意调查，有85.7%的中产阶级同意“即使推迟经济发展，我们也应促进人权”的命题。1986年7月仁川警察残酷虐待前汉城国立大学女生金英姝及1987年初特种保安警察折磨学生活动家朴中哲致死曝光后，中产阶级表现出极大愤慨。当全斗焕1987年4月13日突然发表讲话要求韩国社会停止关于修宪的讨论，并要“严惩暴力和破坏社会安定的行动”，中产阶级再也按捺不住，纷纷参与“六月抗争”。他们的介入打破了威权政府与反对势力间的僵持状态，对结束专制统治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中产阶级也有相当理性和保守的一面。他们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对秩序有相当的敏感性，一旦社会民主斗争极端化，中产阶级便会退出民主运动，这是其保守性的表现。

第四，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

没有组织的人群只能是乌合之众，很难与威权政府进行健康博弈，要么一事无成，要么是混乱的暴民革命。韩国之所以避免了这两个极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一些运作良好的民间社会组织。

比如基督教会。朝鲜战争后，在欧美政治文化的影响下，韩国基督教会迅速发展，基督教徒主要是城市市民和中产阶级。基督教思想弥补了儒家传统思想中反抗精神的不足，在维护人权、实现社会公正和产业和平、促进民主政治和鼓励经济奋斗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威权政府在对付有着国际背景的教会时往往不得不有所顾虑。

另外，基督教会参与政治，有着很好的历史经验，思想成熟、组织完备，还有国际支持，教会为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贡献不小。

还有就是各种NGO及企业的力量。各种社会团体的建立使得各个阶层的自我意识得到强化，有组织地参与公共事务也避免了混乱与极端，NGO的繁荣、公民社会的成熟，都为韩国稳健的政治社会转型提供了保障。

20世纪80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施行，韩国的大企业已具备自筹资金的能力，对政府的依赖大为减轻。尽管在压制劳工运动上与政府意见一致，但大企业已不再完全听命于国家的意愿了。

企业的自由化和市场化伴随着民主诉求，但商人的保守本性又决定了他们参与政治是有序和理智的。

当然，必须补充的是，韩国成功的民主转型也有特殊的外部环境的因素。首先背后有美国的强力存在，其次是对朝鲜之存在的忌惮。无论是当局，还是反对派，都知道不能搞过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