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的纠结（2）

《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一卷更多地讨论美国民主的卓越之处，第二卷主要集中于对民主的谨慎分析和预判，在当时法国的舆论中，第一卷内容获得了很轰动的反响；第二卷内容则反响平平，可见当时的人心所向。

相较于同时期的欧洲人，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体制有更多实际的接触。就个人观点而言，托克维尔无疑很赞赏美国的民主，但他很怀疑这种体制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的未来。因此在现实的政治立场上，托克维尔更趋于保守，宁愿坚守一种能保证政治稳定和自由的立宪君主制。这种立场直接导致了托克维尔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不幸的政治生涯。

革命与退隐

在奥尔良王朝时期，托克维尔学术上成就斐然，在官场也仕途顺利。

1839年，托克维尔当选芒热省的下院议员，此后连续两次当选。但此时的奥尔良王朝已经风雨飘摇。

路易·菲利普在政治上采取中间路线。由于无法获得天主教会和正统派贵族的认同，同时又遭到激进共和派的反对，奥尔良王朝转向新兴的金融家阶层寻求支持。这导致了金融投机盛行，经济萧条，以及政府丑闻频发，各种激进或保守的势力纷纷加入反对派阵营。

1848年，法国爆发二月革命，奥尔良王朝倒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托克维尔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并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的宪法。

托克维尔是正统派贵族，期望让波旁家族复辟，以建立稳定的立宪君主制。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托克维尔害怕二月革命后激进的民众会再次掀起革命，因此选择与国民议会中保守的“秩序党”结盟，遏制民主派的影响。

1848年6月，在民主派的鼓动下，巴黎民众起义，反对国民议会。临时政府陆军部长、秩序党首领路易·卡芬雅克调集军队，武力镇压了起义。

镇压六月起义后，为了遏制巴黎民众的激进倾向，国民议会决定扩大普选权。托克维尔也赞同扩大普选权，毕竟法国外省的农民在政治立场上普遍保守，有望借此排除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影响。

扩大普选权后，长期以来被视为政治小丑和冒险家的路易·波拿巴迅速崛起，并在1848年12月的选举中以压倒性多数击败“秩序党”的卡芬雅克，当选临时总统。

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自诩波拿巴家族的继承人，此前曾多次尝试在法国煽动政变夺权，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甚至被判入狱。由于拿破仑一世以民法典保护了农民在大革命时期获得的小块土地，外省农民普遍支持波拿巴家族。这一意外使国民议会措手不及，更令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感到不安。

路易·拿破仑当选后，首先笼络议会中的“秩序党”，任命奥第隆·巴罗组织内阁。巴罗不仅是奥尔良王朝后期的反对派领袖，也是正统派，与托克维尔的立场十分接近。托克维尔受邀入阁，担任外交部长，以支持正统派的共同事业。

然而，路易·波拿巴与“秩序党”的合作注定是同床异梦。“秩序党”期望以路易·拿破仑的政治影响，遏制住激进的民主派，逐渐过渡到让波旁王朝复辟。

被“秩序党”轻视的路易·拿破仑并不甘心担当傀儡，他以各种手腕分化瓦解各派政敌。路易·波拿巴依靠“秩序党”内阁削弱国民议会，镇压民主派；同时又鼓动农民和民众，大力收买军队和支持者，准备发动政变建立自己的王朝。

在路易·拿破仑的分化打击下，国民议会中的共和派和民主派相继瓦解，支持议会的军队也被解散或调离，“秩序党”的地位摇摇欲坠。

在这种不安的局势中，托克维尔试图尽最后的努力。1851年5月，托克维尔曾当面劝说路易·波拿巴不要冒险发动政变。同时，他劝说内阁支持路易·波拿巴作为共和国总统的合法地位，以避免政变发生。

但这一切都于事无补。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调集军队占领巴黎，解散议会。巴黎民众举行起义，再次被武力镇压。民主派、共和派，以及路易·拿破仑的政敌纷纷被迫流亡。托克维尔作为一名议员在议会坚守到最后一刻，以此表示抗议，结果被逮捕，监禁两天后获释。此后，托克维尔退出政坛，著书立说直到1859年去世。

托克维尔是1848年到1852年法国政治风云的亲历者，他将这一段的经历写成了《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其中对同代人有许多苛刻的评论，托克维尔在遗嘱中押后了回忆录的出版。直到1893年，也就是作者去世后34年，才经由其亲友之手面世。

正是在退出政坛之后，经历了革命与复辟，托克维尔痛定思痛，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写下了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的写作要晚于《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其第一卷于1856年出版，而第二卷在作者去世时尚未完稿，只留有笔记和不完整的初稿。从这个意义上说，《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侧重记事，而《旧制度与大革命》侧重反思。也正因此，《旧制度与大革命》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渗透着他对自己亲历的革命与复辟的思考；也正是因此，《旧制度与大革命》并非历史学研究，而是政治学著作。

托克维尔生活的时代，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而来，托克维尔这样出身贵族的人虽然理性上洞见及此，但感情上始终多有疑虑。《旧制度与大革命》与《论美国的民主》遥相呼应，反映了这批自由主义者在当时的内心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