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南亚小国,新加坡独立后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多种手段积极开展经济外交,既实现了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福祉提高,又将本国发展同域内外大国在本地区利益深度融合,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
一、新加坡经济外交的主要方式
经济外交包括两层涵义,一是“由国家(国家间的国际组织)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经济利益(本组织的经济宗旨或经济利益)为目的,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与行为”,二是“由国家(国家间的国际组织)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本组织)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本组织)战略目标、或追求经济以外的利益,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与行为。”归结起来,经济外交可理解为国家将经济力量作为手段或目标而采取的外交行为,其主要内容是实施“商品、服务、投资和官方援助相关的生产、移动和交换政策”。新加坡在建国后的各个时期,都重视利用经济外交实现政治安全目标。其主要做法是:
(一)利用本国优势广泛吸引外国投入
新加坡非常善于打造并综合利用本国优势,为推动经济外交创造有利条件。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要道,地理位置优越。独立之初,新加坡游说各国,将其地理环境上升为事关各国发展的战略筹码,吸引各方关注和投入。如新加坡对日本强调,如果“新同印尼和马来西亚等沿岸国家站在一起,(日本)船只通过马六甲海峡面对收费人员时可能会有麻烦”。以此为筹码,新加坡最终将自己发展为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生产和转运的重要枢纽。对欧洲,新加坡宣称自己是自由航行的捍卫者,是欧洲企业拓展在东南亚和亚洲业务的宝贵“垫脚石”,推动德国、荷兰等将其作为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投资对象。
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和灵活外交手段,到2000年新加坡已吸收了超过7000家跨国公司投资,其中约5000家将新加坡作为其在东南亚的生产和服务基地。新加坡的人口以华人为主,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成为其另一大优势。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打开国门,新开始加强同中国接触。新方强调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的理解,表示可以帮助中方更迅速融入国际社会,同中国合作开展了包括中新苏州工业园在内的重大项目。随着中国迅速发展和对外经济合作需求不断上升,新方开始积极推动中国公司到新加坡上市。2004年,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公司达84家,占新加坡市场中海外上市公司总数的40%,总额超过80亿人民币(约16亿新元)。到2011年,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公司增至146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8.89%,总市值达260亿新元(约1220亿人民币)。同时,新方对外宣传其熟悉中国市场和商业环境,对协助其他国家开拓中国市场有独到优势,其对中国的分析受到很多国家重视。
(二)密切同邻国的利益联系
新加坡是东盟创始成员,视东盟为其经济发展和拓展外交影响的战略依托,积极推动东盟开展多形式经济合作。新加坡于80年代初首先提出地区化主张,建立了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组成的“增长三角”,并于90年代初致力于推动东盟自贸区建设。对新加坡而言,东盟不断加强经济联系,开拓内部市场,不仅有利于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新加坡获得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强化其与东盟各国的利益联系,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多年来,新加坡一直通过工业园、双边投资并购等多种方式,建立起与邻国间的多形式利益捆绑关系,使邻国将发展与新加坡关系作为优先事项。
新加坡地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大强邻之间,尤其重视通过经济外交密切同两国关系。以新马关系为例,虽然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纠纷两国关系时有风波,但经贸依存度却日趋紧密。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在东盟内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地。仅在2004年,新加坡淡马锡投资公司(Tamasek)斥资4.2亿美元收购了马来西亚电信公司5%的股份;淡马锡控股的丰树资产管理公司(MapletreeCapitalManagement)投资1.3亿美元,同马来西亚第二大金融集团联昌国际(CIMB)合作成立了马来西亚首家合资房地产基金。该年底,淡马锡还购买了马种植(MalaysianPlantationsBhd)和安联银行(AllianceBank)各15%股份。新加坡对马来西亚开展的一系列密集投资,显示了新加坡加强同马来西亚利益联系的意图。
(三)实施大国平衡战略
独立之初,新加坡即认为,没有美国“和英国人、欧洲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走上前线,新加坡对中国和俄罗斯而言就无足轻重”。70年代初新加坡领导人访问苏联时,表示新加坡相关维修设施是以商业形式提供美国使用,对世界上其它国家都开放。苏联提出要使用原英国海军船坞时,新加坡通报英国,英国则同美国协调。当美方表示关切并要求新方澄清时,新方称此举是为了让英美保持在东南亚存在,认为苏联此举给了新方“一张牌”,因为“美第七舰队让新方更容易发展同中国和苏联的关系”。
2003年5月,新加坡同美国签署双边自贸协定。新加坡表示,该协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缺少美国的东亚区域合作将“逐渐被一个国家主导”,“减少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呼吸空间”。新方在公开表态虽没有指名道姓,但各方普遍认为,其暗指中国在东亚一家独大,需要美国进行牵制。同期,新加坡不断加强同中国各领域合作,鼓励企业向中国投资并表示要“加紧制订一套中国策略,把握时机,搭上中国经济的顺风车”。2004年新成为中国的第七大投资来源地。2011年新加坡对华投资63.28亿美元,跃升为中国第四大投资来源。
(四)积极推动自由贸易特别是双边自贸区建设
新加坡早在1973年即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并成为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创建时的正式成员,一直积极推进各成员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出了不少重要主张,树立了其大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形象。随着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为代表的小范围自贸机制迅速发展,新加坡开展大力推动双边自贸外交。截至2012年4月,新加坡共签署了18份地区和双边自贸协定,涉及24个国家,成为全球签署自贸协定最多的国家。
新加坡推动双边自贸协定主要采取了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策略。新西兰是新加坡首个双边自贸谈判对象。新加坡几乎不存在农业问题,新西兰则是农产品出口大国,双方经济结构互补性强。两国双边贸易额占彼此总贸易量份额较低,即使相互全面开放市场也不会对本国经济形成冲击,是开展双边自贸“实验”的理想伙伴。新加坡与新西兰谈判可积累经验,并在相关协议中写入于己有利内容,树立样板。如,新加坡大量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要使这些企业的产品享受自贸区便利,必须在谈判自贸区原产地规则时为其创造条件。为此,新加坡在与新西兰自贸协定中
引入了“外包生产”(OP)概念,同意“产品的部分生产流程可以外包给邻国”。这实际上“承认了商品全部生产链的各个阶段都是新加坡制造”,并成为新加坡与新西兰自贸协定中原产地规则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强化新加坡在东南亚的商业枢纽地位。在此后签订的双边自贸协定中,新方均以此确定原产地规则,确定了新方在双边自贸区谈判中的主动地位。
新加坡在推动双边自贸协定过程中,将美国作为重要对象。2003年5月签署的《新美自贸协定》涉及金融服务、电信、电子商务、投资、竞争、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透明度、劳工、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等内容,覆盖面极其广泛,对提升双方经济关系效果显著。协定生效后第一年,美国对新加坡出口较前增加18%,与美国对法国出口相当,新加坡成为美国第五大贸易顺差国;新加坡对美出口增幅虽仅为1.3%,但作为其经济增长关键领域的制造业出口却增加了6.4%,结束了连续三年下滑局面。截止到2011年,新美双边贸易增长59%,新美贸易占美向东盟10国总出口总额的40%,新成为美第11大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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