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任伍：中西管理差异融合与管理创新（5）

第三，管理人文取向不同。管理工具的差异带来的是管理人文取向的不同。中国传统管理是内敛求同，强调协和万邦，四夷宾服，主张中央集权，但它也重视人本。西方传统管理，外向求异，追求知识和智慧，强调协商式管理，追求功利，追求现实的成功。

管理人文取向的不同，进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一个纵向管理，一个横向管理，或者说是金字塔管理与扁平化管理这两种模式的差别。中国使用的是一种纵向管理模式，又称为金字塔形的管理模式，它主要是以家族管理为特点，以人的管理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也正因为如此，血缘关系在中国社会中处于各种关系的主流。尽管现在认为当今的社会是五元社会，但在实际生活中呈现的是一种差序格局，什么是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在一本书中专门提到，这就像一块石头丢到水塘里面，溅起了波纹，离中心越近的，波纹就越大，越远则越小，如同血缘关系一样，离波纹越近，关系越亲，离中心越远，关系越疏，这就是差序格局。在这种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下，由于层级众多，信息容易失真。

中国的家族企业在创业初期往往就是这样的。在创业初期，企业的优越性表现得非常明显。但后续发展能力十分有限。这是由特定文化背景管理模式不同决定的。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在70、80年代，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叫王安公司，创始人王安是典型的华人，在企业最巅峰的时候，王安公司也曾是500强之一，可最后王安一死，企业就没了。同样的例子还有船王包玉钢。

中国的家族企业做不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家族、对血缘关系认识的问题。在创业初期，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家族企业的弊端就表现出来了。一是论资排辈，压抑个性，不利于开拓创新，二是过分地重视人际关系，重视血缘，忽视了制度管理。三是容易出现任人唯亲。家族企业继承问题事关企业存亡，现在都在热议二代、三代接班的问题，自己是企业的董事长，爱人是“二把手”，儿子当副总，然后逐渐退下来，让子女挑大梁。王安在的时候，他手下的一位副总坚决反对王安将公司的继承权交给他儿子菲利普斯，王安坚决不同意这个意见，理由是公司是自己的，他有权将公司交给自己的孩子，最后，手下人心灰意冷，不是主动离开，就是被其他公司挖走，最后搞得公司不了了之。

在西方，管理主要采取横向管理模式，又称扁平化管理。这种管理层级少，管理幅度大，信息不容易失真，是一种分权式、开放式的管理。西方也有很多家族企业，他们也讲家族性，但是他们把这种血缘的认识，不仅仅局限在自己直系亲属的血缘上，而是进行了较大的扩展。比如日本的松下、三菱等大型家族企业，它们的发展壮大，就同血缘关系上的认同有关。它们强调只要是担任企业的管理者，那么这个人就是家族中的一员，这正是日本企业管理之所以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中国就非常局限地认为所谓血缘关系，一定是亲生的，跟我的血缘是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西方管理以市场为特点的，纯粹的关系比较少，创新冲突比较强。

第四，管理结果不同。由于管理方式、管理行为、管理工具的不同，导致管理结果也产生了差异。在中国管理模式下，相对来说，社会是比较和谐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尽管一个王朝推翻了另一个王朝，但是封建制度依然存在。

中国人相对比较和谐，它体现在很多日常生活的方面，比如中国的老年人时常会在街边的公园里唱歌、跳舞、扭秧歌，这在西方国家是看不到的。因而，有些华侨老了以后要回国落叶归根，就是因为在国外太孤独了。西式的人际关系比较淡薄，人与人之间没有多少交流。不像中国，讲究人情味，一到逢年过节，就要挨家挨户的转转，因而人际关系比较和谐。和谐的人际关系带来的一大影响，就是人文科学的发达。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层出不穷。一部《红楼梦》不知醉倒了多少人，估计曹雪芹自己在写《红楼梦》的时候，也没想到，这一部巨著会有那么多后人去研究它。与此同时，它也造成了自然科学的落后，一直到清朝，才请了一批外国老师来真正地教授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

一提中国的发明，言必及古代“四大发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教授认为，“四大发明”根本算不上科学，而是技术。在当时封建统治者眼里，也只将“四大发明”看成“雕虫小技”，不重视它的发展。作为科学发明必须要有发明的主体和客体，发明是一种主观性地、有意地行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几乎都是无心插柳的结果。比如火药，它不是专门有人去制造出来的，而是炼丹的“副产品”。古代君王为了寻求长生不老，就命人炼制丹药，最后长生不老药没成，却炼出了火药。“四大发明”有的连发明人是谁都搞不清楚，比如火药和指南针。而在西方，在对待发明的问题上，发明人是谁从发明的名称上就可以知道，比如牛顿定律、焦耳定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