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从富强崛起走向文明的崛起（4）

四、富强背后的国家理性

当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坚持“中国特殊论”，拒绝在文明价值上与其他文明相互比较和参照，而试图走中国式的另类现代性道路的时候，他们所谓现代性的公共标准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所谓的国家富强：各个国家的现代性在文明价值上各行其事，只有在可衡量的国家实力上现代性才具有了某种量化的可比较性：谁有实力，谁能武力称霸，谁的现代化就最成功。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主义是一种彻底的价值虚无主义，是中国走向“文明的崛起”过程中的一大屏障。

是国家的富强重要，还是文明的建设更重要？这个问题，从晚清的梁启超、严复、杨度、孙中山，一直到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有非常激烈的争论。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两种理性的冲撞。在欧洲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之中，发展出两种不同的理性传统：启蒙理性和国家理性，启蒙理性的道德价值落实在个人的自由与解放。而国家理性按照梅尼克的分析，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国家作为一个有机的个体，它像人一样具有自身的生存发展的理由，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国家理性预设了国家主权的自主性，近代的国家主权因为超越了古希腊罗马的德性伦理和中世纪的上帝意志，在英法最初所凭借的是启蒙理性的自然法传统，到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狂潮兴起，普世的自然法传统被判为虚妄，国家理性之上不再有任何普遍性的道德伦理羁绊，权势成为其唯一的目的，国家成为超道德的利维坦。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不再是超越的宗教或道德形而上学，而是所谓的国家与国民的同一性。国家挣脱了来自超越世界的普世性规则，它成为它自身，其正当性来自人民的授权，这种授权或者是君主制的代表（公共利益），或者是民主制的周期性的选举授权。国家自身有其存在、发展的理由，其理由便是公共福祉。国家一旦获得了自主性，具有了最高主权的形式，便不再有外在的道德规范，其内在的权势如同恶魔一样便自我繁殖，向外扩张。

梅尼克在《马基雅维利主义》一书注意到，霍布斯的国家具有自我解体的可能性，其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无论多么理性，都无法产生一种将自利的、分散的个人凝聚起来的社会纽带。某种更高的道德与思想价值必须添加到国家理性之中，于是德国的黑格尔主义，以历史主义目的论的论证，赋予国家以最高的善。 欧洲有两种国家理论：第一，从斯多葛学派到基督教的自然法体系，塑造了理性主义的国家，在17世纪，自然法的价值不再来自于自然与天国，开始从人的自然权利解释国家存在的理由。第二，马基雅维利主义开始的现实主义国家，国家本身是一个集体人格，并非个人利益的总和，国家有其自身的存在理由。理性主义的国家与现实主义国家（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裂痕，霍布斯是一种解决方案，其核心是功利主义的。到卢梭那里，其公共意志的思想让国家获得现代的神学政治形式，而试图将二者最后调和起来的，是黑格尔。英国的功利主义政治来到德国，演化为带有神秘主义性质的神学政治。黑格尔的世界精神需要在历史中逐步展现，它需要一个像国家那样的权势作为主宰人类生活的载体。但手段成为了目的本身，世界精神只是国家权势的道德表述。国家理性获得了一种伟大的道德尊严。这种自我道德正当化的国家理性，比较起霍布斯世俗主义的国家理性，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这也是德国可以从国民国家一体化的国家主义走向民粹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可以不必魔化，但法西斯主义一定需要国家的自我魔化。

纠缠梅尼克一生的问题便是国家理性中的道德与权势之争。近代德国的一部思想史，从最初的浪漫主义、历史主义，走向价值虚无的国家主义，最后生出法西斯主义的怪物，晚年的他撰写《德国的浩劫》，思考的是如何遏制国家理性内部的权势扩张。作为一个历史主义的大家，他没有回到普世的启蒙理性，而是从18世纪德国早期现代性中的古典人文主义（康德、歌德、席勒与赫尔德）那里寻求德意志民族独特的道德价值， 用今天的说法，如何为国家建构奠定一个文明基础？

从欧洲近代思想、特别是德意志精神的演化史反观当下，我们会发现当下中国与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具有某种相似性，那就是富强崛起之后向何处去？现代德国的悲剧性历史留给人类的重大教训，乃是提醒我们：假如国家理性缺乏启蒙理性的导航和制约，任其自身发展，将会把民族拖下无底的深渊。国家理性与启蒙理性都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国家理性与启蒙理性各有其内在价值，并非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然而，要警惕的是国家理性借文明的名义扩张其权势。问题在于：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国家理性？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具有自我扩张性的国家理性，还是审慎的、有道德原则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是虚幻的国家/国民同一性，或者是施米特式的代表性民主威权，还是自由宪政体制所形成的国家意志？国家理性当然也可以是中国特色的，但在中国文明之中，有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也有法家的穷兵黩武传统，你的国家理性与谁调情，虽然打的都是“中国特色”牌，结局大不一样。

任何一种理性或主义，本身具有内在的多歧性。真正的历史罪孽是一种化学反应，单个主义很难说好坏，就看与谁联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甘阳提出要“通三统”，这个提法本身不错，问题在于过于笼统，“三统”中无论是中国文化传统，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传统、西方的现代性传统，都是内涵非常复杂、具有丰富两歧性的传统，就看如何个“通法”。现代的国家理性，究竟是与现代的启蒙价值、儒家的人文传统相结合，还是与毛泽东的集权体制或者法家的富国强兵同流合污？与其笼统地谈“通三统”，不如深入一个层面，仔细地梳理“三统”之中不同的历史遗产，各家各派拿出不同的组合方案，为中国文明的重建展开一场思想的大论战。

如何从富强的崛起走向文明的崛起？中国要的是什么样的文明国家？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应该拿出一份文明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