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强对话：美国的税到底高不高？（3）

安德莉亚·坎贝尔的回应：

格罗夫·诺奎斯特在一件事情上是正确的：过高的税收会扼杀经济增长。但过低的税收也同样会，而美国是更靠近后者更近而非前者。在许多领域，诸如教育、基础设施、科研、职业培训上的政府开支对一个稳定的经济体是至关重要的。确实，美国人的税很低。但他们正在自食其果。投资的匮乏正在侵蚀未来生产力的最根本地基。

就考虑一项重要的投资吧：基础设施。美国仅仅将GDP的1.7%花在交通基础设施上，而加拿大在此项投入GDP的4%，中国则是9%；而且正如2011年两党联盟《建设美国未来（Building America’s Future）》的报告中指出的，经通货膨胀调整后，这一开支实际上比1968年还少。这样的结果就是，根据2012-2013年世界经济论坛的一项研究，美国的基础设施质量在全世界排第25位。在美国，上下班来回的平均所需时间比许多同类国家要长；铁路系统更是个国际玩笑。为什么？因为这些系统太缺乏收入了。联邦燃气税从1993年就没有提高过，导致公路信托基金（Highway Trust Fund）永远也筹不到足够的资金；2008年一个国会委员会发现，现有的交通支出仅是它为维持和改善铁路系统所需支出的40%。而且许多至关重要的经济领域同样面临这样的情况。金钱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比如拥挤的教室、工人技能和高科技生产部门需要间的不匹配、明尼苏达州崩塌的桥梁。降低税收可能看上去是个好主意，但它非常短视。在长期，那些对它们的经济和人民充分投资的国家就会来分美国的羹。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进行必要的投资，它就无法获得稳定的经济增长。

转而来看社会政策。诺奎斯特希望社会保护体系崩溃，并将风险转嫁回个人身上。被诺奎斯特大力吹捧的瑞恩预算计划会将医疗保障的适用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而且会把医疗保障变成一种优惠券项目，让老年公民需要实际从口袋里拿出来更多的钱。早先的瑞恩预算计划还包括了将社会安全部门私有化的倡议，这会减少社保计划所确保的福利。没错，这些计划都需要进行调整，以便保证在长期也能够适用，但我们也可以不必通过损害老年人的收入和他们的健康保障来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机制，目前的老年人是美国贫困率较低的群体之一。美国人民难道想退步到昔日的状况吗？

在医疗支持方面，我们有给穷人和残障老人的医疗保障项目，而瑞恩预算计划会将它由原本从需要出发的计划，变成一项分块补助计划，而其从联邦获得的资金也是有上限的。过去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分块补助计划会有什么结果了。克林顿时期改革将“非独立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也就是人们更熟悉的福利计划）变成分给各州的独立补助，金额停留在1996年的水平。这件事以及其他一些改变的结果是，目前贫困家庭的子女中仅有27%能接受到这一福利——是改革前比例的一半。

现在我们来看看把医疗援助（an as-needed basis）变成整体补助项目（a block-grant program）这件事吧。医疗援助保障的是穷人，它也为年老的美国人长期的保障负责买单。因为家庭保健和养老院每年要花费几万美元，许多家里有残疾老年亲属的中产阶级家庭会迅速把钱花光，并且变成需要医疗救济的对象。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2012年三月的一项分析显示，瑞恩预算会将对医疗救助和儿童健康保险计划（为不符合医保条件的低收入家庭中的儿童而设）方面的联邦开支削减一半，从2011年占GDP的2%到2030年占GDP的1.25%，再到2050年仅1%。但这一时期是老年人口不断增长的一个时期。根据国会研究服务（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009年的12.8%提高到2050年的20.2%。当覆盖医疗支出的三分之二的医保开支大幅缩水后，那些需要长期保障的老年人会怎样呢？他们的家庭又会怎样呢？要明白这一需求是多么普遍：65岁的人口中，多多少少需要寻求养老院保障来度过余生的比例为49%；而需要家庭保健的比例则是72%。假如瑞恩预算计划实施了的话，现有医保向整体补助项目转变带来的效果，就仿佛欣欣向荣的婴儿潮突然变成脆弱不堪的老态龙钟。

公众反对这样的改变。当对美国人进行分别采访，问他们是否更喜欢小规模的政府和低税率时，他们给出肯定的回答。对政府受限的渴望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但调查显示，正是这批喜欢小政府的人同样也希望政府在许多方面增加开支。像政治科学家金伯利·摩根和我在我们2011出版的《被委托的福利国家（The Delegated Welfare State）》一书中表明的，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政府为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为大学的财政支持、为儿童保护、为社会安全、以及为公立学校花费更多的钱。根据这一数据，甚至连大多数的共和党和保守派也希望社会安全和学校方面的开支增加；而且大部分对政府不信任的人、声称政府浪费了许多税收收入的人、还有那些叫嚣华盛顿政府权力太大的人，都希望增加开支，不仅在社会安全和学校方面，还有对无家可归者的救助，对学校的财政支持和儿童保护。政治科学家雅各布·海克和保罗·皮尔森发现，在调查中一道开支增加还是税收减少的二选一选择题里，选开支的占了多数。

高收入者缴纳了大部分的联邦所得税，这是事实。但那是因为他们的收入也占了所有收入的大头——沸腾的二十年代以来最高的比例，也是美国同类国家间最高的比例。同时，他们的有效联邦税率却在历史最低点。而且把所有税——联邦、各州以及地方性的——放到一起来看，我们发现美国总体的税收体系呈明显的扁平状：每个收入群体所缴税的比例占总税金的比例与它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基本是一样的。

诺奎斯特提到美国支持包括富人群体在内的低税收，是为了满足经济流动性的可能。然而大量研究显示，美国的经济流动性比率相当平稳：经济学家Wojciech Kopczuk，Emmanuel Saez和Jae Song表明，在一年的时间里］一名工人从收入分配的后40%群体进入前40%，其可能性还不到4%；而要从前40%进入前20%的可能性在20年后不到10%。同样是经济学家的Alan Krueger 和Miles Corak也指出，比起同类国家，美国的代际间流动性更低。而且民调也显示，中低收入者明白经济甲板是不利于他们的。纽约时报和CBS新闻2012年7月所做的一项民调询问受访者，在这个国家现在还仍然有可能从穷光蛋变成富翁吗？超过80%收入在10万美金以上的人给出肯定回答；收入在25万美金以上的给出肯定回答的则有94%。而在收入少于15000美元的群体——真实的贫穷群体——中，仅有50%赞同。

对税收的争论终于来到了价值观问题上：美国人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国家？富人生活得滋润，而中低收入群体靠一点可怜的工资过活，退休时面临着更大的不安全感，还要害怕自己的孩子在简陋的学校里无所事事，我们难道想要这样的国家吗？还是想要一个那样一个国度，在那里所有努力工作的人都有机会将他们的才能变成财富，之后能够自信而有尊严地退休，且能让他们对受了良好教育的孩子能够获得更好生活有着确定无疑的信心？而后者，正是所谓的美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