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守住管好“天下粮仓”（4）

六，中国未来的选择——农民的出路

在国际上，中国不可能退出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了，因为已经深深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了。在国内，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可能有不同的选择。下面我要重点谈谈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中国的战略选择问题。

1， 不能重复1997年的故事

中国现在怎么办？这是中国当下要回答的重大问题。中国的思路大体上是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思路：一方面，大幅增加政府投资，维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就业，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采取出口退税、增加流动性等多种措施，帮助东南沿海出口企业度过难关，期待在2009年下半年重新走上快速增长轨道。中国的采取这样的应对策略，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很快过去，外需很快就会恢复并持续增长，东南沿海很快会承担起“火车头”的作用；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可以帮助中国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

中国的这两个判断是错误的。

第一，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危机，本质上与全球金融海啸关系不大，是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的必然现象，东南沿海“出口拉动型”模式不可持续；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在亚洲“四小龙”之后，再不可能帮助大型国家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了（参考李昌平：《中国难题与张五常局限》）。

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和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1997年，正是中国“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旺盛时期，现在是“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收尾时期。如果中国采取1997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办法，只会增加更多的产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危机，会造成长时期的“通缩”和更大的“经济危机”。不仅不能率先走出低谷，有可能在别国走出低谷时，我们正好走进低谷。

退一步说，即使美国等发达国家速度走出了低谷，也不必然中国就恢复2007年的增长速度，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一定偏好中国的制造产品，可能更加偏好越南、印度等国的制造业产品，甚至扶持朝鲜发展制造业替代中国的制造业。这都是可能的。发达国家有太多的选择，何况中国沿海的制造业已经失去了竞争优势。

2，中国的定位和发展战略选择

站在全球看中国，中国的沿海和大城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产能、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等都相对于后发国家有一定的优势。加上人民币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地位，中国有了参与全球化、并分享全球化好处的能力。中国走出去的时候到了。

站在中国看中国，中国人口巨大，腹地辽阔，发展极不平衡。如果将中国当成全球，香港、台湾、上海、广东、北京、沈阳、武汉、西安、重庆等发达地区和省会城市，就相当于欧美和日本；西部地区相当于非洲；中部地区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在中国内部实施梯度转移战略已经水到渠成。

从中国在全球所处的地位和国内区域发展状况来看，在经济发展上，发达地区和重要城市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实施“双向梯度转移战略”。即走出去，参与“全球梯度转移”；同时在国内实施“由东向西梯度转移工业化”战略。在社会发展上，实施双升级战略，即：社会升级和生态升级战略。在中西部广大农村，则选择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并存的发展道路。

3，关于双向“梯度转移”战略

一方面参与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就是鼓励东南沿海参与全球化、主导区域化。向海外输出过剩的产业、资本、货币、品牌、技术、管理和人才（包括熟练工人），利用他国的土地、劳动力、资源能源、环境等获得“绿色收益”（将污染留在了他国），可以扩张资本积累，可以增加资源、能源储备和短缺品进口。这是变沿海经济为全球中国人经济，虽然可能导致沿海GDP增长放缓，但沿海人民的财富积累会加快，资本积累会加快，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改善。

政府不是要节制资本和产业输出，而是要鼓励和帮助输出，有计划和策略的输出。

另一方面，中国要实施“大中华由东向西的梯度转移工业化战略”。其核心内容是：一线城市圈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为第一梯队。以二线城市和有发展低端制造业区位优势的三线城市（镇）为第二梯队；以中心镇和中心村等小城镇为第三梯队；以广大农业生产区为第四梯队。主要战略是：第一梯队以社会升级和深化服务亚为主，少数城市兼顾发展高精尖产业和研发；第二梯队以发展低端制造业为主；第三梯队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为主；第四梯队以农业合作化和土地整理为主。

实施“大中华梯度转移工业化战略”，核心是：第一，将90年代东南沿海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向内地100个区域性的低端制造业中心圈“复制”，中西部未来的100个“东莞”和“昆山”要逐步吸纳2亿人就业，常住人口5亿人左右；第二，要鼓励珠三角、长三角和津京唐等省会城市圈以深化服务业（含教育、文化和金融）、研发和高技术产业化为主，东部和各省会城市圈的市民人口要达到5－6亿人。第三，农村要重点建设4万个中心镇和15万个中心村，常住人口4－5亿人。第四，规划和支持上海、北京、港深和台北参与全球高精尖产业和技术上级的竞争，服务于大中华地区可持续发展。

30年后，4亿农民为11－12亿多市民搞饭吃，城乡人口由现在的1：3变为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基本消除，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三农问题可以基本解决。30年后，中国人均GDP应该是现在的2倍左右。但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要比现在优化许多，特别是大大增强自主性。

中国很多省的人口规模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应该有巨大潜力。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的发展，对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和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作用应该远远超出“出口拉动型”经济的作用；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的发展，对国家财力和国民财富积累、对有效内需的增长、对共同富裕和平衡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也应该远远大于“出口拉动型”经济的作用。

13亿人的中国，相当于数十个欧洲国家。中国不是要搞“航空母舰”式的大产业集团和巨大型城市。中国不是要变数百个奶制品企业为三五个大型奶制品企业，而是要变三五个大型奶制品企业为数百个中小型奶制品企业。中国不是要重点发展数千万人的特大城市，是要重点发展许许多多数百万人左右的中等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中国要扩大区域中心的政治经济权力和功能，发挥中等城市和区域经济在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

以平衡贸易和互惠互利为前提的对外贸易是必要的，出口不是为了拥有更多的美圆储备，是为了发挥比较优势、改善民生、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和增强国力当以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

4，关于社会和生态双升级战略

一方面要实施社会升级战略。所谓社会升级战略，主要是指社会事业发展要升级，特别是社会保障，其次是公民社会要升级，大力培育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各类社会组织。另一方面是生态环境升级。一般而言，中等发达国家100人就业，社会事业和社会组织提高的就业岗位高达17%以上。社会升级和生态环境升级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留住财富和吸纳财富。一个国家的最后竞争力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而是社会和生态发展水平。为什么中国的富人和高技术人才都移民海外，除“第一桶金带血”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太低，生态环境太脆弱。如果一个国家有钱人移民或将财富转移海外管理，这个国家只是发展经济的垃圾场，或者是殖民地。发达地区在实施双向梯度转移战略的同时，同时实施双升级战略，财富和人才才会回流，产业才会升级，服务业才会深化发展，社会和生态升级才可持续，财富和人才才会不断流入，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