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评级中国模式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的采访时也表示:“从中期来说,欧洲也应有一家评级机构,这是很重要的?现在中国人就有自己的评级公司。”默克尔所说的中国评级公司是成立于1994年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这家民营企业现约占中国信用评级市场份额20%,其余则基本由三巨头的中国子公司控制。
2010年7月,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首次发布了对全球50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报告。作为第一份“非西方主权评级”,大公评级报告引起国际市场一片热议。有西方媒体指出,这份评级报告的发布,反映了外界对西方评级机构的普遍不满。这份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大公给予美国的信用评级低于中国。中国信用等级AA+,而美国信用级别则为AA并持“负面”展望。
与三大评级机构的同类评级相比,大公主权评级的异质性达到54%。主要差异集中在两类国家:大公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的信用评级高于三大评级机构,如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而经济增长放缓、债务负担过重的发达国家,则低于三大评级机构,如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
大公国际总裁关建中对此解释,与三大评级机构进行主权评级时过于强调政治体制、人均GDP、市场开放程度与独立的央行等因素不同,大公更加重视两个层面,即一国的综合体制实力和一国主权政府的财政状况。王一鸣教授表示,尽管大公的评级方法和技术还有诸多差距,但“市场评估的准确性需要靠多家竞争而不断提高,对可能人为操纵形成制衡,中国没有太注重评级市场,很晚才醒悟过来”。
合作评级路漫漫
1997年起,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均遭受严重打击,经济大幅衰退。日本、韩国也遭遇冲击,一批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香港在大陆的全力支持下方得保全。
亚洲国家经此打击,痛定思痛,深感信用评级话语权旁落的巨大危害,决定培育本国的评级机构。如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不允许外资进入评级领域,或严格控制外资的控股比例,准入条件和评级范围。在巨大的危机过后,各国都意识到单打独斗显然没有出路。多国进行跨国合作,才能维护本国和本地区的金融安全。
在此背景下,于2001年9月14日,在亚洲开发银行总部成立了亚洲评级协会(Association of Credit Rating Agencies in Asia,ACRAA),这是国际上第一个洲一级的评级协会组织,旨在推进熟悉地区经济、社会情况的亚洲各经济体的评级机构展开合作,发展区域性评级机构,为亚洲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服务。
至今,亚洲评级协会已有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菲律宾、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家和中国台北地区等30家评级机构。然而,亚洲评级协会尽管促进了各国评级行业的交流,但在最关键的争夺国际评级话语权方面鲜有建树。其原因在于协会成员国市场没有一体化,自然评级行业也就无法从交流升华到合作,再进一步培育出区域性的评级机构。而其中的东盟国家,虽然有自由贸易区,但整体力量太过弱小,即使有区域性机构,仍远不是美国三大机构的对手。
2012年10月24日,来自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的三家独立评级机构在北京联合举行发布会,发起成立一个新型国际评级组织——“世界信用评级集团”。俄罗斯是屡屡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也经常被三大评级机构“指指点点”。因此,也有非常迫切的争夺评级话语权的需求。
参加本次合作的俄罗斯信用评级公司(RusRating)是俄罗斯最大的独立评级机构。该公司于2001年在莫斯科成立,主要从事银行、融资租赁公司、银行债券的评级工作,对银行业进行分析,特别是对俄罗斯银行业进行整体评估,还曾与成立于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的独立评级机构KzRating、AmRating组成“环球评级集团”。该公司每年与俄罗斯地区银行协会联合举办俄罗斯银行业会议,其报告是外界观察俄罗斯银行的重要参考。它虽然没有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经验,但在原苏联国家内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伊根-琼斯(Egan Jones)是美国一家独立评级机构,完全由投资者资助,不接受公司发行的债券,以避免所谓的“利益冲突”。2011年,伊根-琼斯先于标准普尔将美国评级从AAA下调至AA+,2012年4月,伊根-琼斯因为不看好美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再度下调美国评级至AA。结果,就在伊根-琼斯第二次下调美国评级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就向该机构提起诉讼,指控其“涉嫌虚假陈述”。然而,伊根-琼斯之后继续对各国进行评级,准确预计了欧洲多国的经济形势,例如三度下调西班牙的评级,还下调了意大利评级。
此外,伊根-琼斯还是世界上最先下调世通公司和安然公司评级的机构。世通公司曾是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2002年曝出虚报利润的假账丑闻,于2003年倒闭。安然公司曾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和电力公司、最大的能源交易商,2001年也曝出虚报利润的丑闻,当年即告倒闭。
可见,与俄罗斯信用的联合可以将话语权、影响力有效地辐射至原苏联国家,特别重要的是帮助上合组织的中亚成员国稳定金融形势。而与伊根-琼斯的联合,可谓是“到敌人后方去”的行动。这一战略合作的成效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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