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中国经济崛起与“强国”之辩（3）

三、中国崛起模式与世界融合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此消彼长，中西经济力量对比差距逐步缩小，国际经济格局进入了变革与调整时期，同时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已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发达国家，虽然保留着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但如今已分化为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日本模式等，其中欧洲模式又分为德国模式、法国模式和英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异军突起的“金砖四国”分为中国模式、俄罗斯模式、印度模式和拉美模式。此外，还有上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的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模式、新加坡模式、韩国模式和中国台湾模式。

在世界众多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中，中国模式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各国媒体和学术界评论与探讨最多的议题。有评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模式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与传统的前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不同，也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在新的国际形势背景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模式，是当今世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重要体现，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也有评论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构成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威胁，中西“发展模式冲突论”便成为西方“文明冲突”理论新的版本。显然，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的发展模式意味着什么？国内外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一方面反映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中国模式“论恒”的解读；另一方面反映了西方价值观念深刻左右的“中国威胁论”的言行和解读。

事实上，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与世界列强不断抗争和觉醒的历史，是不断发展与进步的历史，同时也是与各国交往不断加深融合于“世界之林”的发展历史。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中国发展的一条清晰的主线就是“和平的发展”、“和谐发展”，是与世界融合和共同推进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为前提的。未来10年，依存与竞争、合作与协调、发展与融合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主流，其中依存与竞争体现的是世界各国既相互依存又有各国间利益的博弈；合作与协调反映的是应对全球性挑战寻求各国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的平衡点；发展与融合就是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发展。而对于中国的发展与世界融合，在一定意义上恐怕是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解读与内涵的最高境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在国际格局中地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右翼势力不平衡心态的加重，“中国威胁论”也就成为这股势力发泄反华情绪的论点。而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格局变化，在这种新格局中，中国和平崛起的条件需要有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作后盾，没有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就不能保证和平崛起；另一方面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与国际社会共同繁荣和发展，实现和平发展道路的民族复兴。为应对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和谐社会”、“和谐地区”、“和谐世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对化解“中国威胁论”和反华情绪的消极影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对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M.兰普顿在2007年提交给全美亚洲研究所(NBR)的会议论文中，对中国未来10年的安全与外交政策走向进行了预测，提出中国同当前国际体系的融洽程度是混合的，北京方面的倾向与其他主要大国(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十分不同，因此成为同东京、华盛顿和其他主要大国持续发生摩擦的根源。同时认为，这些摩擦不会严重到导致当前的体系崩溃。……中国将会更加重视掌控力和经济实力；中国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将带有强烈的安全竞赛的成分，然而也包括实质性的经济合作。

对于中国的崛起，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政府已多次向世界表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崛起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的发展不可能改变世界军事实力的基本格局，也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军事威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问题已经不再仅局限于领土边界安全，国家安全的内涵扩展到各个领域。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展，中国极大限度地与外部世界融合，国家利益的扩展分布于全球，由此中国对主权范围之外利益的保障和维护需要适度发展军事力量。这不仅是国家主权范围内安全的需要，也是保障国家主权范围外的需要。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和发展给世界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世界各国的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因此，中国提高国防现代化水平的宗旨，是从防御和自卫出发的，是加强国家安全战略不可缺失的合理选择，同时也是为了减少各种非和平因素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干扰，确保和平发展进程顺利。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和当今恐怖主义猖獗的复杂国际安全环境中，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全球问题，国家安全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密切相连，逐步形成了全球化时代不可分割的集体安全，很难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应对全球性和跨国性安全问题上独善其身，或避免来自各领域的威胁，实行有效的安全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和努力，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自然在维护地区与国际安全上更负有责任，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能力和影响力也日益突出，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世界对中国发展的理解和把握，也需要从偏见的误区摆脱出来，正视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在中西文明不同价值观的博弈中，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总是带着固有的傲慢与偏见看待中国问题，忽视了中国民族的尊严，伤害中国民众的情感，加剧了中西文明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中国参与国际融合既有国际规范只是社会化的一个方面，中国如何影响国际规范的演变则是社会化过程中尚待理论化的另一方面。中国正积极探索未来国际秩序的若干模式，其中，创建和谐的安全世界作为一种国际秩序的理想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人类社会文明的构成体现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而文化作为经济、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价值理念的反映，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上的作用十分突出，推动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与此同时，不同的社会文明和价值理念有着不同的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机制，这就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文明和价值理念隔阂与对立的必然性。从中西深刻的历史文化看，尽管中西文明在价值观上有着一定的差异，始终存在着历史文化上的隔阂与对立，中西文明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也不可避免，但价值观上的差异并不等于中西文明不可融合和交流。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当今的国际社会，以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阻碍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根本因素，虽然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的冲撞依然存在，但通过各种形式的往来，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多方面的往来和交流，不断加深相互了解，可以使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的冲撞减少，创建一个和谐的世界。当然，也需要西方媒体改变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和立场，在报导中国问题上保持公正和客观，获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同时在与西方国家和其他价值观的沟通中，中国民众也需要通过适当的交流方式消除与西方的隔阂，化解中西文明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千百年来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的遗产，而不同文明的形成，又受到不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域、宗教的影响，具有独特的、不同层次的多样性。每一种文明不仅始终保持着自身特有的文明形态，同时不同文明之间又通过文化、经济活动等各种方式进行着联系和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近年来，中国发生的几次大地震使中国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与以往不同的是：一方面，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在灾害面前的出色表现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中国以自己的行动正在改变着西方媒体长期存在的偏见；另一方面，中国的灾难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西方社会并未因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的差异而袖手旁观，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体现了在灾害面前人类的共同文明和国际合作精神，以及国际大家庭的融合与和谐在不断加深。当然，“中国威胁论”就此从西方国家和媒体中退出也是不现实的，西方社会和媒体对中国的偏见仍然在短期内难以消除，“中国威胁论”和反华情绪在西方国家和媒体中卷土重来也不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