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6）

（三）与军事对手挑战做斗争

毫无疑问，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将始终面临外部敌对势力特别是敌对国家封锁、压制、竞争甚至侵略的险恶国际环境。历史表明，国家越富，风险越大。一个国家经济体量增大，常会面临被人宰割的风险。1820年，大清国的GDP占世界32.9%，这一比例至今未被世界上第二个国家超过。因为富裕而脆弱，所以横遭欺凌、掠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成为经济大国，但风险也随之增加。

因此，国家在崛起中，必然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即如何看待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二者的权重？在这个问题上，有人主张中国应借鉴美国当年在崛起中恪守孤立主义，避免与欧洲列强纷争，选择与美国合作，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以最小代价实现和平崛起。这种愿望当然好，但却没有看到：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受到的围堵、封锁、遏制程度，比当年美国严峻、恶劣得多；发展面临的资源、能源条件也与当年美国有着天壤之别。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巨大资源需求，使中美结构性矛盾与竞争日益凸显。奥巴马曾露骨地说：“如果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

今天，美、日等国甚至我们周边一些小国，纷纷从陆地、海洋等各个方向威胁中国主权安全，甚至蚕食中国国家利益。由此，中国和平发展，再也绕不过军事上面临的挑战。“能战方能言和”，必须以积极的军事斗争准备，来支撑国家发展大战略。我们看到，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军事挑战就会延伸到哪里。伴随经济的崛起，我国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加强亚太的军事存在。周边一些国家加紧发展新型军事力量，在东海、南海不停制造事端，掠夺我海洋资源，给我带来安全压力，亚洲正成为全球战争和军事冲突热点地区，国家前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依赖军队。

历史表明，世界上任何大国崛起，没有一个是靠消极和平、妥协实现，往往要经历一两场战争。当年，英国不打败荷兰无敌舰队，就不能走向全球；美国不打败西班牙舰队，同样不能走向两大洋。在处理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问题上，我们既要防止军事战略超越国家战略，像当年德国和日本那样走向军国主义，又要积极作为，准备以一两场阶段性的、有限的局部战争，来支撑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党的十七大科学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统一的战略抉择。党的十八大进一步以宽广的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着眼于解决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了部署，作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的战略决策。“兵者，国之大事”，当强军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志时，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中建设一支与国相称的现代化强大军队，就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目标。

（四）为累积社会主义永续生机而斗争

世界上任何有生机活力的“主义”，都不是凭白无故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深扎根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厚重深沉的国度里，顺应中国人民汇成的久远而浩大的历史之流，秉持以社会公平正义彰显人民自由与平等的理想价值，昭示中华民族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执着追求伟大复兴的基本路径。

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把握“时代有效性”与“世代有效性”的有机统一，彰显社会主义持久生命力。民族复兴的漫长征程决定了其梯度式发展的特点，各个阶段有相应的目标，完成前一个目标是迈向后一个目标的台阶。这就要求引领这一复兴进程的社会主义旗帜不断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有效性”与“世代有效性”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发展演进的历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具体时代里往往追求“一”，探索解决本时代某一个或某几个较为确定性的现实课题；而它的世代有效性，则往往追求“全”，探索解决中华民族追求进步、直到复兴、再到持续复兴的历史大尺度范围的课题。二者的统一，是一种“以一至全”的过程；是累积无数“一”，达成无限“多”，日益趋近“全”，推进中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中国社会永续进步的过程。

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把握“自我解构性”与“自我建构性”的有机统一，彰显社会主义内在创新力。任何“主义”的建构，都从批判与反思即“解构”开始。解构一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彻底否定现存“主义”，解构的目的是使之“解体”或“瓦解”以至最后根除之；二是推动“主义”自我扬弃，解构的目的，不是促使某个主义“解体”或“瓦解”，而是要把“自我解构”成功地转化为“自我建构”，从而实现该“主义”的自我超越。后一种情况所呈现的，就是“主义”的“自我解构性”与“自我建构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展现批判与反思精神的产物。它不仅是在批判借鉴其他思潮有益营养中形成的，而且也是在批判和反思自身中不断修正、完善、创新发展的。然而，这种创新如果离开了人类自由的大道，便毫无意义。在这条道路上，社会主义永远不应失去自我否定的勇气，而恰恰要不停地自省，不停地自我否定，不停地筛选自己的文化积淀，不停地实现自我变革。无论历史多么悠久，曾经的成就多么辉煌，仍然要持续不停地追问人民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公正进步面临的课题，不断把“自我解构”成功地转化为“自我建构”，不断地升华到社会主义事业和民族自强大业发展的新境界。

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把握“理论正义性”与“实践正义性”的有机统一，彰显社会主义社会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原则必须落实到现实生活实践中，转化为影响社会实践的精神力量。

历史发展到今天，工人阶级和其他广大的劳动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讲实际，更专注于“为生计奔忙”。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关切和精神生活，只不过已经完全不同以往。如果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主张落不到实处，不能把自身包含的正义性原则转化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实践，不能转化为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制度安排、现实政策和共产党的执政行为，那么，这个主义就不能保持广泛持续的社会感召力、影响力，就不能起到凝聚人心、引领人民的作用。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关键取决于能否达成“理论正义性”与“实践正义性”高度统一。达不成这个统一，老百姓就认为你这个主义不真实。不真实，就是不道义，不讲人间道义。人间道义不在理论空谈里，也不在政府施舍里，它是民意，是民智，是民利，是老百姓的普遍呼声。什么时候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反映了民意，集纳了民智，代表了民利，什么时候就拥有了人间道义。旧中国，农民流离失所，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共产党搞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在老百姓眼里，那是最真实的人间道义。共产党拥有了人间道义，它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就无往而不胜。今天，如果仅仅在党章里、在文件里、在讲话里宣传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社会主义价值追求，而不使之落实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实践里，那么，即使理论天花乱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也无从谈起。

1933年、1934年，《东方杂志》等刊物进行了《梦想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专题征文，以中国知识界为主的数百人共同做了一场“中国梦”，包括“强国之梦”，描绘了理想的中国现代化蓝图。透过时光隧道，我们今天仍为当时中国人的精神所感动。的确，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梦”的民族，尽管兵祸不断、天灾频发、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山河破碎，但还要做梦，做“富国强兵”的梦。这梦，来自千年古老优秀文化的传承，激励着时人抗战、解放、建国，追求复兴，一直走到今天。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强调，我们现在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任何时期都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会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也必须牢记，把蓝图变成现实，我们还将走很长的路，我们必须为之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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