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4）

历史启示我们，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搞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立足于解决一系列更加初级且基本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一）不独立即无复兴

中国作为马克思视野下的重要东方国家，之所以在20世纪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既有追求未来“大同”理想的长远指向，又有改变近代以后领土被瓜分、资源遭掠夺、人民倍受欺凌的历史状况，确立独立国家主体资格，实现强国富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目标指向。

按照新中国缔造者的初衷，社会主义在中国本身就意味着，通过彻底解决“国权”，为实现中国发展提供根本的前提与可能。这一点，已经蕴含着中国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新路了。

长期以来，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要赶上世界潮流，就要走西方道路。但中国从社会主义建设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展现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另一条富有生机活力的新路径，改变了以欧美为主导的单向演进的现代化历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告诫国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二）不发展即无复兴

发展需要政治来保障，但政治本身却不能包办、独揽一切。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度，支撑复兴实现的深层社会条件是经济发展，使人民“免于匮乏”，使国家免于贫弱。依照马克思的原意，“绕开”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主义，应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通过另搞一套独立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社会主义，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逻辑——比资本主义更自由、更民主的方式，推进国家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

历史表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因为中国很发达，恰恰是因为中国太落后，迫切需要通过弘扬“德先生”和“赛先生”革除专制，张扬自由，从根本上解决强国富民问题。经过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认识到，搞社会主义不仅可以突破一切旧有逻辑，以新的方式解放人民，而且可以依据本国国情，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自强、民族振兴的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我们党对于国家建设上，在注重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也同样注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注重发展科学技术。这一点，已经蕴含着我们党社会形态历史视野、社会主义历史视野的进一步拓展，而这恰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不消除专制传统即无复兴

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国情相结合。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在土改和“三大改造”等方面，以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方式革除了旧的经济社会关系，但却在建设新的经济社会关系时全面复制了苏联模式。实事求是地讲，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我国医治战争创伤，建立国民经济体系，加快工业化步伐，防御帝国主义侵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因此被凝固化、神圣化，被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上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模式弊端逐渐显现后，毛泽东提出照抄苏联不是长久之计，要以苏联为鉴，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但随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从反右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不仅中断了这种有益探索，还使社会主义受到家长制、个人崇拜等传统社会落后因素的浸染，遭受严重挫折。

历史表明，搞社会主义必须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我们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下的具体国情，不应是本国专制落后的历史传统遗迹，因为它天然就是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大敌。邓小平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20世纪70年代以来，邓小平强调的具体国情，都不是单纯的本土国情，而是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相结合的国情，是与改革开放、面向融入世界、驾驭全球化相关联的国情。所谓“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都是以更包容的姿态，把本国与世界好东西包含进来的特色、风格和气派。老舍先生讲“越是民族性，越具有世界性”，无非是说，最富于潜力的民族性，一定是那种最具包容性、时代性、进取性的民族优秀传统。

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决驳斥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所谓“社会主义不合国情论”。在抗大五周年校庆集会上，教育长何长工明确指出，抗大的教育“是与守旧复古派所进行的奴化教育、复古教育、束缚青年思想、剥夺言论自由、实行封建守旧的愚民政策，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同时，还要与专谈‘中国特殊’、专谈‘国情论’者作生死的搏斗。”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独立于其他文明成果之外的“另类”，而应当是结合中国实际兼容并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集大成者”。正确揭示和把握这一问题，有利于避免陷入那种单纯“国情论”的窠臼，有利于避免损伤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和说服力，有利于避免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历史表明，我们党领导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目的是要把民族复兴变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融为一体的。今天，我们所要实现的民族复兴，并不是要回复到中华民族历来引为自豪的汉唐盛世文明状态，而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中共党史上，李大钊可能是最早讲“中华民族复兴”概念的人之一。他当年用的原话是“中华民族之复活”。“复活”与“复兴”，用词不同，但意思并无太大差别。1990年4月，邓小平在《振兴中华民族》的谈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我们现在使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是党的十五大以后，人类历史进入千年之交、世纪之交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始终紧紧抓住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并使之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音。

当党的十七大把“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确认为“公民意识”，十八大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确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之后，人们不能不深切地体认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包含的全新境界了。

可以说，在当代中国,谁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谁就是中国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谁就会成为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领导核心。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空前艰巨的宏伟事业。必须抓住这个总任务、总目标，一代一代锲而不舍地干下去。

当前，国内一股“盛世之风”、“盛世心态”弥漫，好大喜功，形象工程，豪华气派，奢靡之风盛行。“盛世心态”实际上是一种“自满心态”、“浮躁心态”、“懈怠心态”。其实，从历史上看，在所谓“盛世”背后，往往都蕴涵着危机。“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之后就是衰败、战乱以至朝代的覆灭。什么是“盛世”？在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后，一个国家是否进入盛世时期，一是要与自身历史比较，二是与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比较，主要是世界强国、发达国家。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具有清醒的历史方位感。

从历史比较来看，中国实现由近代衰落向民族复兴的转变，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是要扎扎实实，脚踏实地，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务必实现“两个百年”宏伟目标：在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建国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