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3）

1918年，李大钊等人发起“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参加人数最多、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组织。在“少年中国运动”过程中，李大钊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题确立了“青春中华”的基本涵义：“青春”，“非由年龄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李大钊指明，复活民族精神之“青春中国”运动的主要方式，是倡导“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立意是“敬告青年”当“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他们意识到创造青春中国、青春民族与民族觉醒的关系。指出：“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先有青年“自我觉醒之绝叫”，后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格局的变动。这使他们产生了新的期待和探求，他们时时眺望着新世纪的曙光，探索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出路。

（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政治前提。

胡锦涛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而不选择别的什么“主义”呢？

实际上，为了民族复兴，近代中国人什么“主义”都选择过。魏源、林则徐等晚清开明派“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选择的是“封建主义自救”道路；张之洞、李鸿章等发动洋务运动，选择的是王朝旧制与资本主义舰炮工商嫁接道路；康梁戊戌变法，学的是西方君主立宪改良道路；特别是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为旗帜，明确选择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这些选择都先后失败了。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制度、走什么发展道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条件。从中国近代看，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救亡和富强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追求；而另一方面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曲折历程。中国先进分子又不能不看到一个严峻的现实：旧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下，根本无法自主决定自身命运，无法走向现代化，更不要侈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了。当年，孙中山先生有个理想，希望通过“外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支持，在中国顺延资本主义逻辑，使中国与世界现代化接轨，实现民族救亡和国家富强目标。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马上到欧洲向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借款，以解决临时革命政府的资金困难。1911年11月，他在欧洲发表演说，称中国“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意思是我们与你们是“同类”，要搞资本主义，所以拿出你们的钱支持我们吧。而冷酷的事实却是，四国银行团都不肯轻易解囊，他只能空手而归。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四国银行团、还有日本对待清政府和专制复古势力的袁世凯，并不问其是否“同类”，只认是否挽救列强在华利益格局，慷慨给予援助，致使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濒临军队解散、政府崩溃的危险，不得不接受“南北议和”，辛亥革命由此宣告失败。

历史表明，近代以来中国道路选择的基本线索，就是追求对民族救亡和国家富强的有用性。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救亡富强有用，但不可行。由于搞现代化的主动权并不在中国人手中，所以我们无法在当时的中国顺延资本主义现代化逻辑。中国救亡图强、走向现代化，只有靠中国人民自己，突破资本主义逻辑，另寻出路。这条出路，就是搞一套独立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处的社会主义逻辑，引领国家走上独立发展道路，振兴国家和民族。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既取决于当时国内经济社会状况，又取决于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发展状况，取决于世界基本矛盾和中国发展面临的压力。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使中国具备了独立自主的“国家主体身份”，奠定了建设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所必需根本政治前提。一句话，通过社会主义救中国、发展中国，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

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地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大体轮廓而言，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今天的中国，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可分为三大时段：一是在民主主义道路上实现国家独立的历史阶段；二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初步探索民族复兴的历史阶段；三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再到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表现为一个辩证发展、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其结果，就是社会主义不断在更高形式上走向成熟和完善，从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从实际历史看，人类实现社会主义，始终面临东方与西方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条件。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欧美发达国家发生，恩格斯认为英、美、法、德四国可能同时走向社会主义，即“共同胜利论”。但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把实现社会主义的视线从西方移向东方，指出东方国家“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就是绕开资本主义逻辑，另搞一套逻辑,就是社会主义逻辑。什么叫“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现代化。“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独立自主于资本主义体系，又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成就。换句话说，东方国家可以在社会制度上“绕开”资本主义这个峡谷，搞社会主义，但却“绕不开”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巨大生产力、雄厚物质技术和现代化发展成果。东方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力不发达基础上，在发展阶段上比马、恩“共同胜利论”意义上的西方社会主义低得多，不是“跨越－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之上，而恰恰要把人家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进一步讲，“一国胜利论”意味着一国可以不靠别国支持，单独取得夺取政权的胜利，但革命胜利后，能否同样不靠学习借鉴别国经验，不靠与别国互通有无，甚至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单独取得建成社会主义的胜利，则是一个不用细加论证就能想见其严重后果的问题。“共同胜利论”不仅包含着多国同时夺取政权的意思，而且包含着东方国家革命胜利后，要建成社会主义，则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吸收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