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2）

（二）追寻“少年中国”、“青春中国”，承载着复兴民族的希望。

在中国近代史上，无数人为民族落伍而痛心，无数人矢志探索救国救民、振兴中华之路。其中，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摒弃中华“老大帝国”，追寻“少年中国”、“青春中国”，为中华民族摆脱衰落、再造复兴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事实表明，中华“老大帝国”已无可救药，要救亡自强，必须重新探索个人、国家、民族在未来世界中的坐标。作为这种探索的一部分，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方面为民族危机的深重而忧虑，另一方面，又为祖国寻找新的发展路径。

这里，我想特别讲一下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生息共同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反映了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有一个自始至终的中国、事实上的中国，和朝代有所区别的中国。从先秦到清末，在中华世界里，虽然中华世界形成了“中央王国”政治实体，但是中国人从未丧失过自觉不自觉产生的一种华夏认同感，一种华夏民族的族群自我肯定，就是祖国意识、中国意识。

梁启超先生对国家领土、人民、主权的新看法，对国家只有成为人民之公产，民才能与国结成实质性的依存关系，从而“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的看法，他对传统国民性格（特别是奴性）的批判，重塑了中国几千年的家国关系，直接哺育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后来人。在梁启超等人启发下，“祖国－中国”意识开始全面觉醒，“民族精神”、“民权主义”、“祖国主义”等口号响彻中华大地，展示出全新的爱国精神与境界。

那么，中国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梁启超名之曰：“少年中国”。1900年，在新世纪的门坎上，梁启超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与“老大帝国”相对，称“我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所以“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他翘首以待“少年中国”横空出世。蔡元培、李伯元等人也在作品中回应了“少年中国说”。“少年中国”一扫“面皴齿尽，白发盈把”的“老大帝国”形态，展现了一种创世纪的激情、精神和力量,引起国人的广泛共鸣，成了清帝逊位、“大中华民主国”开元的报晓，极大地影响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伟大的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2年，承载着复兴民族的希望，中华民国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宣告成立。然而，民国并没有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得到落实，专制如故，国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希望落空。中华民国“其形维新，其实依旧”的现实，激发了爱国知识分子彻底告别老大旧中国的决心，共同喊出了创建“青春中华”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