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朝：君相互动的政治平衡

（仁宗朝）宰相、台谏势力相当，“其言是则黜宰相，其言妄则黜台谏”，宰相“凡所差除，（皇帝）多便从允，而使台谏察其不当”。皇帝重用宰相、台谏，自己无为而治。仁宗进退宰相，“皆取天下公议”，“忘己而用人”；“推委执政，一无所疑”，“而使台谏察其不当”，“不劳而治”。三权制衡效果好，“台谏不敢矫诬，而宰相不敢恣横”；“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纪纲自正”。

在相权和谏权的斗争中，双方既取得一定胜利，又要付出一定代价，谁也不能取得绝对优势，处于势力均衡状态。

相权与谏权的相互制衡离不开第三者--皇权的调节。无论宰执还是台谏，都只是棋子，皇帝才是幕后操盘手。也就是说，相权与谏权的均衡状态绝非自然而然形成，宋仁宗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宋仁宗奉行无为而治的方针，必然要重用宰相；另一方面他又害怕宰相专权，所以必须重台谏之权以牵制宰相。仁宗的皇权高高在上，调节着相权与谏权处于相对平衡状态。

所以，宋仁宗朝的政治架构可概括为皇权、相权、谏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其中皇权无为而治，不处理具体政事，而由宰相处理具体政事，为防止宰相专权，所以重谏权以牵制之。当相权与谏权发生矛盾时，皇权从中调节，不让某一方势力坐大，而是让双方处于大体均衡状态。同时，相权、谏权又对皇权形成一定的制约。笔者认为在专制政体下，这是一种比较不坏的政治体制，所以称之为三权良性互动。理由有三：第一，在专制政体下，皇帝传子不传贤，而宰辅集团是经过科举考试以及官员选拔制度层层遴选上来的社会精英。皇帝无为而治，让宰辅集团处理政事，出现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要小一些。第二，在这种三权制衡体制下，谏权能充分发挥作用。谏权不仅代表监察权，而且代表了言论权，谏权独立发挥作用能有效地防止和纠正皇权和相权的错误。第三，无为而治能最大限度保持政局的稳定，避免无休止的党派斗争。

这种体制的形成，首先源于宋仁宗奉行无为而治。宋仁宗的无为而治有两层涵义：其一，宋仁宗很少亲自处理具体政事，而是“推委”大臣，重用宰相、台谏；其二，宋仁宗朝无国是。

宋仁宗无为固然与其个性有关，仁宗确非雄才大略之主，但仁宗绝非任人摆布的刘阿斗。他的无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理性地选择。

仁宗时，或劝云：“陛下当收揽权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揽权柄？”或曰：“凡事须当自中出，则福威归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如有不是，难于更改，不如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为不便，则台谏得言其失，于是改之为易矣。

身为至尊的帝王，能有这样清醒的头脑，实在是难得。

宋仁宗无为而治，还表现在仁宗朝无国是。所谓国是，就是必须坚持、不容质疑的大政方针，正如余英时所说等于”最高国策“或”正确路线“。宋神宗朝的变法就是国是。宋仁宗因为奉行无为而治，所以仁宗朝不存在这样一以贯之的最高国策。宋仁宗虽然任用范仲淹进行了庆历新政，但当新政遭到官员的群体反对时，就果断地停止了变法。李裕民先生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造成政局不稳，社会动乱“，仁宗”虽然没有继续用范仲淹推行新政，但他深知范仲淹是一位正派能干的人，并没有去整他，而是让他到一些具体部门去发挥作用。这样的结果是，宋仁宗时期成为宋代乃至中国古代最好的时期，政局十分稳定，经济高度发展，科学文化达到空前的高峰，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人物。“笔者完全赞同李先生的观点。如果仁宗把新政作为国是的话，那就会如同神宗那样把变法进行到底，激烈的党派斗争和对官员的重贬便会提前出现。所以说，皇帝无为而治是皇权宽容的表现，在专制政体下是有其合理性的。

宋仁宗朝皇权、相权、谏权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政治体制的出现，还得益于宋仁宗在政治上的宽容，表现为重用台谏、积极纳谏。对台谏贬降比较轻、叙复比较快。

宋仁宗朝皇权、相权、谏权相互制衡、良性互动政治体制的出现，还得益于宋仁宗朝大臣有风骨、惜名节、讲气节，不计利害得失，不怕贬降，直言敢谏。们以承担儒家道义、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为己任，要与皇帝同治天下。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宋仁宗朝出现了一批优秀台谏官，如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王素、余靖、蔡襄、包拯、张升、唐介、赵抃、吴中复、马遵等等，还有很多不是台谏的官员也敢于积极言事。他们都以敢于言事为荣，以持禄固宠为耻。

皇帝无为，大臣有为；大臣敢于直言极谏，皇帝乐于纳谏，君臣相互配合，才形成了皇权、相权、谏权良性互动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