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鹏飞：十八大发展新目标的背后深意（2）

2. 社会管理和社会创新的难度空前加大

那么经济的这种弱周期的到来，经济的国际和国内的两个周期的共振，必然造成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陷入一个中速甚至低速的时期。那么经济增速的下滑，必然让社会领域承受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为什么？从公共部门到私人部门，大家普遍感觉到口袋里没钱了，挣钱的难度大、挣钱的机会少了，整个全社会的生产要素回报率下降。

所以社会管理和社会创新的难度就空前的加大了，以至于像四川这种的地方，2008年立的援建四川地震的优质项目到了今天做不下去，把一个公共的经济项目最后变成了一个公共的群体性事件、政治事件。经济的问题过度的政治化，经济和社会、市场和社会中间，政府和社会中间的冲突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导致很多的政治过程、社会过程完全扭曲了变形了。年销售500个亿，利税40个亿，上下游带动产业400个亿，加起来900个亿，带动3000人就业，这样的项目下去养活一半人问题都不大。但是最后好事办不成，政治上的安全就得经济上的牺牲，地方政府为了政治安全，以后不搞了。

这个是GDP为政治安全让步，最终受损失的还是当地老百姓。包括江苏南通启东的这个项目，技术上、排污上、环境上都没问题，都做得很好，这是中日之间已经商量了很长时间的一个项目，但是这样的项目就是落不了地，生不了根。最后又有一个项目引发了群体性的事件，这小姑娘在省委书记的桌子上站着，省委书记被赶跑了，省委书记被把衣服扒光了。就是说社会领域表现得很紧张。

大的整体方面不外乎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再加上生态文明，这五个结构领域总体关系比较紧张，然后表现到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地区之间。

经济的减速必然造成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因为过去大家都赶到市场挣钱了，都忙着赚GDP了，金钱GDP的速度下来了，释放出了相当多的人员和精力、注意力，这些精力和注意力安置在那里去？所以电视上现在到处都是相亲的、唱歌的，我估计相半年亲、唱半年歌就差不多了，疲劳了，他总归会把目标转移到党委和政府，他迟早会想起你的，总不能天天看电视、天天相亲吧。这些释放出来的社会劳动力和这些有限的时间，总得想个办法把它消耗掉。没有经济活动的时候，社会领域就说我们无事生非，这些事变成公共事件就是社会管理，就是政治事件。

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过去经济驱动的这种社会稳定结构、治理模式，到今天受到空前的挑战。因为经济驱动的动力下降，靠什么驱动？钓鱼岛所谓的抗日保岛的事件当中，我们的社会和民众表现出的不成熟的行为，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到今天任重道远，仍然没有完成，尤其没有在思想启蒙上，精神启蒙上、道德启蒙上，没有实现新人，新中国和新人新GDP不同步，充其量有几个暴发户，精神领域没有表现出新的增长。甚至我们看到这种行为其实和当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差不多，就是拎着家伙上街乱砸、乱抢、乱偷、乱摸，过去的农民起义都是这样的。共和国这几年成天讲“四有”新人，我看我们的经济领域发展比较快，但是整个的社会领域民众的养成、民众的教育方面欠缺还是太多了，仍然没有成熟的能力去通过合理、合法的有利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参与国家的政治、参与国家的建设、参与推动国家，只有一种破坏的能力。所以很多人这样说，在整个抗日保岛的过程当中，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狠狠地把我们这个国家坑了，所有的事情最后买单的都是中国人，日本人不可能来买单，这一砸、一抢，让日本的丰田汽车销量大增。

包括在整个思想观念领域，一旦面临一些外部的社会危机的时候，我们社会内部潜藏的各种各样的思潮一夜之间就泛了出来，毛泽东思想打出来了，孔子像也搬出来了，大家打得乱七八糟都是一些标语，打着抗日的名义实际上干的是抗政府的活，“给我三千城管兵，一定收复钓鱼岛；给我五百贪腐官，一定吃垮小日本”；“哪怕喝遍地沟油，也要挥刀斩日寇；哪怕顿顿瘦肉精，也要出去灭东瀛”；“没医保没社保心中要有钓鱼岛，就算政府不养老也要收复钓鱼岛”；“没物权没人权钓鱼岛上争主权，买不起房修不起坟寸土不让日本人”。这都是当时在整个抗日游行的过程当中，全国各地打的一些标语上，原原本本写的话，这是抗日的还是抗政府的。所以整个社会领域的燃点越来越低，稍有风吹草动，社会稳定的脆弱性就表现出来了，然后这种社会的脆弱性强化了我们这种违规模式的敏感性，从而一头就跟堰塞湖一样，一头越来越低，一头越来越高。

3.党内民主法制化有待进一步健全

从党内来讲，主要的问题是民主法制化不足条件下，党内团结统一的问题，党内关系调解的问题，很多人很多事摆不平了，制度不健全，就像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的：用制度去管权、管事、管人，这个比较牢靠。好的制度，坏人也办好事，坏的制度，好人也办坏事。制度的不健全、民主法制的不充分，必然造成党内关系协调处理的难度加大，效率降低，协调处理的结果质量不高，那就成了哥俩好，咱们私下里撮合了，私下里聊了，聊成啥就是啥，没有一些透明的公共的游戏规则。这才出现了类似于陈良宇、薄熙来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就在想，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就四个直辖市，四个直辖市里面实际上多多少少的政治上，都表现出局部的震荡。我们的民主法治制度上有没有缺陷？有没有规避这些风险的防火墙？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我们不应该再修修补补，应当对这些问题有一些体制性的思考，有一些政治文明规则的思考，法治层面的思考，否则一而再，再而三牺牲的是个人，失去的是共产党的信誉，不值当。

党内关系的调节，靠耳光能够调节吗？封建社会皇帝即便是家天下，恐怕还要对大臣有基本的尊重，刑不上大夫，士可杀不可辱，中国的时代的阶层还有一种人文风骨在里面，我大不了告老还乡不做你这个官，皇帝大不了把我杀了，以死抗争。

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今天，没有说哪一个政治学的著作里面，还告诉大家一个基本的道理说政治学的原理：一，不准打人。没有的。这严格说不属于文明政治的范畴。但是我们党内关系到了今天这一步没有规矩，没有透明制度、法制保障的时候，潜在的每个干部的安全就成为问题。一个副部级的干部尚且不能保全自己，大家想想那些局长、处长、科长们怎么混，所以最后就剩下什么？没有透明的规则大家就私下里磨，私下里磨就变成跟人了站队了。这样风险很高，前面那个人是坏蛋的话把你也带沟里去了。而且这种关系严格说和封建社会，我们搞了几千年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什么区别？你干的工作是共产党的职位是国家的公共的职业，不可能对某个家族、对某个个人负责，以国家的名义、以党的名义来屡职尽责，但是最后就好像把权力的授受关系和权力的监管过程完全变成一个私有化的东西。没有规矩，一个问题都回答不了，为什么老大是你不是我？这个问题就回答不了。

如果说大家都在桌面上，共同认可一个游戏规则，然后大家按照这个规则来玩，最后玩的结果我输了你赢了，那没问题，你胜出当老大，我输了我就认了。问题是现在没有这一套东西，然后就变成神秘政治，最后变成人治了。

小平同志早就讲，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名誉寄托在个别的人头身上那是相当危险的事情，说的就是这些事。人是靠不住的，制度可以靠得住，人的道德、人的良心、人的智商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党内的民主法治化程度不足的情况下，条件的成本相当高，条件的效果相当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贪官污吏、会有那么多的贪污腐败现象？不收就没得送的，要送就得收，这一收一送之间就是腐败。不收不送行吗？那你靠什么进步？如果有制度制度去靠，你干到这一步我就提拔你，干不到这一步我不提拔你；如果没有一个科学规范的制度力在这儿，尺度完全在一张嘴上掌握着，我说你干得好你行也行，我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这个东西失去了一个公约数，失去了一个公共的标准，变成一个私人化的标准，这就叫公权私有。

所以这些东西不解决，党内的人际关系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搞得大家很疲惫，觉得干共产党这个工作很累，成本很高，挣的钱还不多。我们就失去吸引力了。有本事的就自己单干，不跟你玩儿了。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里面这一次，相比较以往而言，特别把人才工作的问题单独留出来，主要是基于干部的进退留转，就是整个新陈代谢过程当中，怎么样有一种凝聚人才的机制，能够把中国社会的优秀分子吸引到党内来的问题。真正的精英肯定是和腐败格格不入的，通过非法的手段、不名誉、不道德的手段破格获取很多社会资源和生存资源的人肯定不是精英，精英一定是在能力上、道德上、人品上立得起来的，这叫精英。

在总结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的时候，奥巴马最后还搞了一场金融监管改革，后来美国一个研究所的所长拉兹达就说，奥巴马搞的这些东西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扯蛋。他说为什么呢？全世界最聪明的都跑到华尔街去了，还有剩下一些华尔街淘汰下来智商不行的二流、三流的人跑到政府去了，最后变成傻子监督和聪明人的监督的做法。政府把市场监管了，华盛顿能把华尔街监管，它从根本上来讲监管不了的，不管法律法规怎么健全，它都可以越狱都可以越过你越过法律规则。后来很多美国经典的案例，充分证明确实华尔街的创新能力一直走在华盛顿前面，政府的监管条例对整个华尔街的监管基本上就是不存在，它有那个能力越狱，有能力跑到前面去。

中国的市场体量越来越大，中国的市场层次结构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复杂，我们的党委和政府靠什么去监管市场？我们的这个金融市场秩序，越监管效果越差，管不住，立的规矩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它跟你对着来，它还能实现它的目的。

4.中国处在弱经济周期和强政治周期的切合、换挡时期

所以到今天为止，总体上我们的社会背景、社会周期处在什么样的周期？我这个不一定对，我说出来供大家参考，我就觉得处在一个弱经济周期和强政治周期的切合、换挡的时期。过去高度的经济增长维持着中国模式的增长，基本上到今天可以暂时的画修整符了，下一步恐怕要把政治领域这些年的欠账补上，否则政治和经济的二元不平衡，最后必然造成政治对市场的监管、对经济的监管跟不上。政治资源匮乏，那市场秩序就会不健全，这个道理不难理解。经济的速度下来之后，整个经济领域对生活的吸引力、牵引力、管控能力、约束力下降。

相当一部分从经济领域释放出来的精力、时间、注意力总得有一块把它管起来，这一块就叫社会管理、政治建设。一个社会就像一匹马一样，政治和经济两个绳索把马牵着了，不让马乱跑，突然经济的这个绳子不行了，那么政治的这跟绳子得加把劲，不然马乱跑了。我们今天就是这样。

所以弱经济周期的到来，必然要伴随一个强的政治周期出现，否则生活领域的监管、社会领域的和谐、社会领域的稳定，就要受到比较大的考验和撬破。我们开一个十八大，全国各地都紧张的不得了，基层基本上是二十四小时车站、码头、港口轮流值班，每一个去外地的都要经过谨慎的盘查，基层干部累得一塌糊涂。如果果真是依法治国，那所有的社会关系不是靠党委、干部去调解，靠国家的法律调解。你爱上哪儿玩儿上哪儿，让他到人民大会堂放火，火一点警察就把你带走，然后按扰乱社会治安罪该判你多少年就判你多少年。但是我们恰好在这个时候以党代政，表现得特别充分。党委把自己放到前面去，然后靠人管人，管得大家好辛苦、好难受，效果不好，然后把法律这个摆设仍到一边去了，这就叫浪费。

我们下了那么多力气，公检法那么多，都是干什么的，社会管理为什么不通过公共的手段去解决，要用党委、政府的手段去解决？不管是走到哪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都要受宪法和刑法基本法的调节，你能还翻倒哪里去？问题出在哪一层，追究到哪一层不就行了。但是恰好在党和政府没捋顺的情况下，法律的权威和地位司法执行的问题都大打折扣的情况下，水分比较大的时候，政府不顶上去，最后就变成三不管地带，那就乱套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软肋。

针对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环境，十八大的主题里面，应当说有了充分的反映。前面的这些话和后面这些话，这和十七大都一样都说过，中间的说法有了改变，中间这十六个字，我们十七大的时候是说“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这一次变成“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后面八个字变了，用“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代替了“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不好吗？又有钱，又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有什么不好？

那个目标对当下的中国而言，可能过于奢侈。经济显然处在一个减速、下行的一个周期，发展的问题在今天比较突出，各位省长的压力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一时半会起不来的情况下，政治得顶上去。什么是政治？孙中山管理众人之治，毛泽东说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敌人的人越来越少，这就叫政治。“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就是一个政治动员、政治组织的一个过程，通过政治的动员、政治的组织达到对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一种克服和解决。

既然经济的增长出了问题，我们不能通过增长的手段来满足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另外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政治加码，适当地加大和社会领域的沟通，加大整个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从而把经济领域的问题消化成社会的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不至于使它变成一个大的国家层面的问题。

相比较十七大的主题，我们可以说由一个经济主题切换到一个政治主题，这话不是我瞎说的。“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就是对政治最好的解释。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至少有一个基本的感觉，整个国际、国内这两个环境对共产党政治的影响、导向、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共产党政治对环境的反映能力应当说还是比较灵敏的，比较健全的，迅速地做出了调整，试图和环境去保持均衡、平衡，这也是我们政治局部的优势所在，它有这种积极的认知能力，有这种积极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