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昀献：精英群体的退化导致苏共败亡（2）

二、苏共精英退化的主要表现

前苏联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萌芽，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中，完成了从“人民公仆”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退化，他们占据党和国家权力金字塔的上层，享有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特权。他们反对任何有损自己既得利益的改革，使苏联的多次改革尝试流产。在改革潮流势不可挡时，便假言改革，真行复辟，把改革变为改制，以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随着苏联的演变，既得利益阶层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和隐性占有变为公开所有，在经济上进入了大所有者（新资产阶级）的行列，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层政治地位，顺理成章地成了俄罗斯的新主人。苏共精英的退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思想僵化，不愿改革创新，缺乏引领社会发展的创新理论。苏共精英的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导致苏共理论创新能力的衰竭，丧失了敏锐和正确地认识、分析社会形势，引领社会发展的能力，进而使其丧失了生命力和战斗力，也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精英对社会发展已提不出任何新的思路，使苏联社会陷入停滞。前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领导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精英虽然认识到传统模式的种种弊端，但长期僵化的思想已经使他们无法提出适合苏联实际、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和政策，广大干部的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守旧”和“惰性”倾向。因而在苏共党内，改革的阻力特别大。这样，苏共不仅给右翼激进派以攻击的口实，而且也严重地脱离了迫切要求改革的人民群众。当改革势不可挡时，由于没有理论准备，不得不被迫向右翼激进派缴械投降。

2.丧失信仰，精神懈怠，能力弱化。斯大林去世后，由于赫鲁晓夫等人对党的历史上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不恰当处理方式，导致许多干部，包括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逐渐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据戈尔巴乔夫的助理阿纳托列·切尔尼亚耶夫讲：“戈尔巴乔夫早在来莫斯科任职前，内心深处作好了摧毁马列主义正统思想的准备。”而雅可夫列夫等人的回忆录则明确承认，早在20年前他们就不相信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了。他们之所以要留在党内，并且拼命往中央领导层钻，夺取苏共中央的领导权，是为了从苏共中央内部搞破坏，凭借中央的权力来搞垮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由于信仰缺失，许多人安于现状、脱离现实、满足空谈、自安自慰、自娱自乐、盲目乐观。各级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机构一多，制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之风日盛；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日益蔓延，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据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党的精英集团意志衰退、精神懈怠、养尊处优、能力弱化，已丧失了协调社会矛盾，团结各阶层群众，推动社会前进发展的能力。

3.生活奢侈，腐败盛行，脱离群众，失去先进性。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在几十年中苏联党没有重视与腐败、特权现象的斗争，使党内逐渐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权力，如特供权、特教权、特卫权、特继权、特支权、宅第权、用车权等。拿宅第权和用车权来讲，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高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一辆至几辆轿车。在乌兹别克的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各类‘领导人’人均拥有2处至5处住宅。他们个人可使用的轿车平均5辆”。而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的“人数不算太多的家庭仅在莫斯科郊区就拥有8座别墅”。他拥有的轿车可以办一个“小型高级轿车的博览会”。勃列日涅夫在他的女儿结婚时，不仅送给她了“一幢装修豪华的公寓和一幢宽敞的郊区别墅”，还从自己收藏的小轿车中送给她了两辆。尽管如此，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并不以享有广泛的特权为满足，他们还以种种方式大肆侵吞国家财产。在乌兹别克共和国的贪污大案中，从共和国的党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到基层党的数名书记、政府官员，贪污总金额达20多亿卢布。相当一部分精英把自己的个人利益置于党和人民的利益至上，已变成贪婪的掠夺者，不仅已失去先进性，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而且已退化为与民争利的官僚，处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