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调整劳资关系是改革的抓手（2）

推动大部制给地方放权

记者：在您看来，如何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党国英：现在地方政府怨气太重，管理也存在一定问题，所以要着手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包括土地等重大的要素，在我看来都是分工不明确。十八大强调要依法治国，要建立法制社会。首先就是要规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要法制化，不能太随意。下一步中央或可尝试搞机构改革，进一步推动大部制，逐步放权，给地方放权。但有的省份太大，又会产生新的问题。有一个办法就是增加新的区域规划，比如说深圳和东莞合并尝试直辖。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多增加行政区，把地方势力减弱，减弱以后就可以大胆放权，就不存在朱镕基为了税收问题亲自跑广东。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主要是搞民主。我赞成中央这方面的部署，要渐进。比如从党内民主开始，但我不同意从基层民主开始，我倒觉得可以从中央开始。党内民主可以从下到上，但全社会的民主要从上至下。为了着手降低政治改革的风险，要把权力还给社会，还给老百姓，公共机构要放权。

要保护耕地也要城市化

记者：您之前谈土地改革称，可以不要集体经济但要集体产权。现在成都开始尝试确权，下一步是流转的问题，您认为土地改革应该如何推进？

党国英：2008年中央提出土地改革的框架是“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这个方向是对的。主要是前面八个字，“明确产权，用途管理”。实际上说的是两个方面：第一，要搞产权改革。实际上产权改革简单说不该搞公有制的地方，要把公有制做虚，这就是我说的农村领域要集体产权不要集体经济。集体产权这个东西古代就有，一个社区的道路是集体的，那会儿不叫集体的，但起码是共有的。但是，经济领域就不要搞集体所有制。第二，全国要改进国土资源配置。要优化国土资源配置，耕地保护也就成了问题。我们既要保护耕地，又要促进城市化，而且还要让全国人民住的更好，房价也要下跌。耕地保护我主张要设立农业保护区，农业保护区中不准搞非农产业，已经搞的逐步退。这样以来，是不是就没有土地搞城市建设，没有土地改善住房。问题不是这样，实际上现有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不高。譬如北京的郊区土地，各种有关系的企业，以及政府事业单位圈地都是有山有水的。公地挤压私地，挤压老百姓住宅建设用地，这是全国性的问题。

记者：明确宣布不搞土地公有制，意识形态就有一系列的麻烦，怎么样回避这个问题？

党国英：回避的办法就是承保权给永久化，永久化就是自己的。在微观层次，主要还是要推动明晰产权。所谓做虚所有权，做实使用权，阻力在地方。地方觉得把使用权、承保权永久化后，将来征地比较麻烦。因为，地方廉价获得农民土地困难就大了。但是，中央的改革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不让地方随便能剥夺农民土地。

回到公共领域，具体讲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用途管理就是要解决规划的问题，解决用途的农地不能乱转用。这实际上牵扯规划领土性问题，因为过去规划没有法律效力。我提出规划要解决法制化的问题，而法制化要成立的话，必须解决民主化的问题，你不能由市长书记定规划。现实情况是，换一个领导规划就变。一定要解决规划的法制化，规划要变成地方法规。

全国150亿亩的土地，50亿亩适合人类居住，我们就拿出20亿亩来做农业保护区，剩下30亿亩去掉河流、公共道路用地。按照官方数据城市占的1亿亩都不到，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特别农村建设用地置换，通过增减挂钩，通过新农村建设，通过有序自愿前提之下撤并村庄，完全可以解决城市居民住宅用地的供应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房价就下去了。这样中国老百姓住房水平就提高了，中国就真正变成有中产阶级的国家。我常说，中产阶级不是住在楼房里的。发达国家穷人住楼房，中产阶级住的独栋房子。

所以，国土要进行大的优化配置，一定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前提之下，制定与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相关的土地利用战略，既保护农地，又增加住宅用地的供应。我们不是没有土地，而是根本有些土地管住不让放，有些无序的圈地在我们看来就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