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核心是调整劳资关系
记者:大家都在谈论改革,您认为当务之急,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
党国英:我强调的改革是三个方面:第一,调整劳资关系。第二,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三,调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但是,我把劳资关系调整放在第一位,因为它是一个抓手,我不赞成政治上激进的改革。
记者:作为农村问题研究者,您之前提出过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是农业现代化,这是下一步农村改革的突破口?
党国英:农业现代化主要是规模化。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市场化“三化”本身有内在的动力,要保证“三化”协调发展。我想着重强调劳资关系,主要是“三化”过程当中,涉及到资源大转移。什么大转移呢?就是劳动力和人口的转移。十八大报告有一个新的说法,叫农业转移人口,不是以前农民工的叫法了。这个转移现在有很大的困难,就是所谓转的不稳定,工资水平上不去,买不了房,不能在城市定居,这叫半城市化。这样的话,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水平非常关键,这就回到了劳资关系问题,也就是城市的劳动市场问题。
城市的劳动市场问题的难处就是工资水平低,是市场自身因劳动力供求关系造成的工资上升的压力不够,压力不够就得调整劳资关系。调整的办法是改变供需比例,劳动力需求减少对劳动的供应,减少劳动的供应是指的劳动时间。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调整劳资关系,通过缩短劳动时间,把劳动强度降到合理水平。每个人劳动时间压低了,企业要满足它的生产需要,就要多雇佣工人。调整劳资关系,通过市场的压力,而不是通过政府一般的号召,把工资水平提高以后,农业转移人口收入水平就上去了。这就使得城市对农村人口吸引力度增大,自然而然的就加快了转移速度,使得转移人口能够在城市稳定下来。最终“三化”就会协调发展,农业现代化农业要转移,城市化本身要提高城市化率,工业化需要稳定的劳动力。所以,要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定居问题,融入城市的问题。
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就业机会
记者:减少劳动时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不是形同虚设,比如美国经济低迷,为什么不会考虑减少劳动时间来解决失业问题?
党国英: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劳动时间已经不高,欧洲一般是35小时。再加上各种假期,欧洲有很多领域一年就是200来个工作日。老百姓要休息,因为收入高到一定程度以后,劳动工艺有一个缺陷问题。西方人甚至还建议,工作时间降低到每周30小时。我倒觉得美国先要增加产业投资,降低劳动成本。西方汽车工人制造业和大学老师收入差不多,工会的压力太大,造成劳动成本比较高。
记者:劳动力减少工作时间,但是劳动力报酬低,职工要养活家庭,只有多干活才能增收。问题是谁会去增加报酬,而且会不会导致没有竞争,没有竞争怎么会增加工资呢?
党国英:用马克思的话说,劳动力劳动时间越长,反倒工资水平越上不去。因为你劳动时间长,你一个人顶两个,老板就说不需要新的劳动力。没有就业,不容易找到工作岗位,劳动力就会接受低工资。这样造成劳动力供应适度紧张,就会迫使企业来提高工资,不提高工资就招不到工人。当然,人们还会提出这样的疑惑,认为产业的成本增加了。产业成本增加了,出口出不去。我认为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正是要解决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也不是靠政府的号召,也要靠经济内在动力。因为工资水平上升,迫使企业要用机械设备来替代工人,这样装备工业就发展起来了,整个产业结构水平就提高了。所以,调整劳资关系造成工资水平上升的压力,迫使资本家增加投资。
所谓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的压力,有一个暂时的办法,就是迫使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国外,这正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国家真正要建立所谓的全面小康社会,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时候,要达到富裕、富强、繁荣的国家,这要靠什么呢?靠大家劳动效率的提高,靠人均资本装备水平的提高。没有这个压力谁愿意投资,劳动力廉价就没有人愿意投资。有了装备水平的提高,劳动效率就上升了,大家财富就增加了。所以,通过调整劳资关系会引起一系列良好的循环。
但是,也会引起短暂的麻烦,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长期看必须转移,靠劳动密集型为核心基础的国家,就不是一个富裕国家。所有的富裕国家都不是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就是要让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南亚或非洲。我们要发展的就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通过劳资关系转移形成一个内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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