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民政部司长：部委里，最有实权的是处长？（2）

司长一年接待费2000元

2001年，王振耀由救灾救济司的副司长升任司长。每次作为中央救灾大员到地方，都会受到热情接待。省级机关接待时一般不会安排他住套间，但到了县里，如果当地条件允许肯定会安排住套间。

王振耀觉得，既然人家对自己热情接待，对方到北京汇报工作时，也该请他们吃顿便饭。但尴尬的是，他请不起。他去问司办公室主任，一年接待费是多少？办公室主任说，财务规定，一个司一年的接待预算只有2000元。

升任司长的第一个春节，他就为钱犯了难。他想请司里二十多个老干部开个茶话会，但光水果、瓜子就要好几百。按照中国人的礼节，老干部来了，总得有点纪念品，不能让人家空手而归。他和几个副司长商量：礼品不能贵，只能几十块钱，但体量看起来要大点，这样才拿得出手。最后司里为每人准备了一条“花钱少、体量大”的床单。

茶话会开过后，一年2000元接待费已所剩无几。但要花的钱还很多，比如司里有人住院，去看望总得带点水果；救灾司经常要加班，有饮食和交通费用，这些都没有预算，但又是客观支出。

王振耀开始想一些变通的办法，比如办各类收费培训；集体编书，给大家的稿费少发或不发；或者做课题和项目，申请科研经费等。这些钱不存单位账户，而是开司务会决定存到司内某人名下，需要时支取，“严格来说是违规的，但大家都这么做了”。

还有一个经常性的做法是，召开会议时，利用“会议尾巴”请客，招待费记进会议费——会议费是有预算的。“各部委司长都差不多，没什么预算内接待费。”王振耀说，别看人前风风光光，但为了经费经常低三下四。

“为什么只定2000元？”王振耀认为，可能是制定者觉得定2000元也没有耽误吃喝，但实际却引发了不少违规操作。我国对官员的道德标准就是要清正廉洁，但过高的道德标准往往会让人虚伪。

王振耀认为，目前公务员工资过低，但社会上出现公务员热，原因就在于公务员有隐形福利。一是礼品馈赠；此外，一些单位利用自身的资源为职工谋福利，包括采购水果、粮食，甚至挪用资金建房。

公务员到一定级别之后，会有一些职务性待遇，如副部级官员能分得两百多平米的房子，50岁以上的司长可以有医疗蓝卡，看病只需5毛钱挂号费，其他几乎全部免费。

先解决央企问题

在民政部期间，王振耀参与了不少政策的制定。

2001年夏天，许多国企下岗工人已相当困难，甚至有人去农村拾麦穗，但始于1997年的城市低保政策只是覆盖400万城市特困户，并不覆盖所有国企下岗人员。当年8月，国务院决定增加15亿元拨款扩大低保面，具体工作由救灾救济司负责。

这次的困难在于，要扩大到的低保对象分几个部分，分别是央企、地方国企，以及民政工作对象，三者分别由中央、地方、民政系统负责。

刚提为救灾救济司长的王振耀清楚，中央的目的是解决央企职工问题。因此他明确了解决问题的顺序，先是央企困难职工，再是地方企业困难职工，最后才是民政工作对象。

“或许有人觉得不合理，困难群众也要按级别划分。”但王振耀知道，如果不解决央企的问题，僵局难以打破。

中央同意拿钱了，问题又出现了——央企不少在地方，将他们的职工纳入低保，要依靠地方民政系统。但很多地方并不愿意，因为这会增加地方工作量，加大行政管理成本。

艰难的谈判开始了。王振耀先陪同副部长杨衍银去大同，与时任市委书记靳善忠见面，谈话时大家面带笑容，但靳善忠婉拒了，除行政成本外，另一个难点是体制问题，大同矿务局与大同市行政级别相同，靳善忠觉得纳入后不好协调两者关系。这是全国央企与地方之间都存在的问题。

谈了一天后，双方晚餐后散步时，达成了统一意见，民政部表态可以给地方优惠，拨款时相应考虑地方困难企业，多拨些资金。这样达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平衡后，问题才算解决。此后，安徽淮南与淮南矿务局，广西柳州与柳州铁路局都是民政部派员进行了协调解决。

“上级一定要理解地方，不要动辄说‘政策到下面就变形’这样的话，要看看地方到底有什么困难。”多年后，王振耀这么总结。以这次扩大低保面为突破口，到2002年，全部城市困难人群都纳入了低保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