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宏存：文化创新：建成小康社会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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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讲的两个重点，第一个方面是从国家精神创新的角度来谈这几十年我们意识形态创新的路径。这一次十八大报告为什么提出这些认识，这是一脉相承、不断创新的过程。我们需要的中国精神是什么，我们探索了几十年努力塑造寻找的国家精神到底在哪里，与过去的传统、与当今世界潮流的嫁接点在哪里。第二个方面是从十七大以来文化领域的创新、理念、制度、管理，结合文化工作的实际来谈一谈我们在未来一段时期从制度创新来推进文化工作进一步的发展与繁荣。

国家精神：意识形态创新的新发展

这个部分我从三个部分与大家交流。第一部分是国家精神创新路径。第二部分是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在“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总结”时专门提到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第三部分是通过三倡导提出培育核心价值观，从全国角度来看，从共产党的执政来看，是努力凝聚共识，使其成为让我们社会取得更好发展的思想动力。

第一部分，国家精神创新路径：从绩效路径到价值。

一位俄罗斯学者反思了从前苏联到俄罗斯一直到今天，他们和中国改革起步的时间差不多，但路径完全不同、结果也相去甚远。他在《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一书中说，“权威主义不比庸俗民主可怕，它可能是苦药，但却是通往民主的桥。”举个例子，这次钓鱼岛问题在中国引起了民间社会一些现象，在现实社会中有些人以爱国热情、抵制日货等为借口，对自己同胞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造成违法犯罪，这实际上是很可怕的。可以说，这种民粹色彩的民主在后发展国家已经成为了公害。目前全世界一百多个后发展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直接移植、拷贝西方社会所谓的普选制民主成功的例子。所以这位俄罗斯学者认为，以种种名义推行所谓民主的思想，通常称之为“庸俗化的民主”实际上对社会杀伤力非常大。这种现象在我们社会存在不存在？钓鱼岛问题就是一个小型范围内的预演。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拷贝当年苏联的办法行不行？“权威主义不可怕”是什么意思？今天的中国已经处在转型过程的中期，和毛泽东时代的全能主义的权威主义（过去在西方认为是绝对的集权主义）已经不同了，我们应该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在很多方面，我们没有移植西方已形成成熟的程序和内容的西方式的民主。我今年上半年跑了一些国家专门研究相关问题。比如说发生在北非、西亚的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实际上就是通过广场主义、民粹民主来实现一些人的目的。有人在网上说要到开罗解放广场集会抗议穆巴拉克的集权统治，从开始的几十个人到几百人、几千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有几十万人到广场上去，然后穆巴拉克的政权倒台了。在突尼斯也是这样。突尼斯660万人，有260万人有Twitter和Facebook有自己的帐号，用这种方式来反对集权统治。在我国家不是这样。习近平的讲话非常有意思，十八大报告里面很多话也很有意思，感觉就是大白话，就像老百姓说的“不折腾”等。其实，这与最近三十年来，我们作为一个更加成熟的党在凝聚共识形成自己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世俗理性、常识理性的思想转变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在读毛泽东著作、邓小平著作时，觉得邓小平的论述没有那么系统，很白话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这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更加理性、更加真实，走向一个正常社会的一种变迁。在政治制度上，我们也没有采用俄罗斯的休克疗法。邓小平提出向前看，戈尔巴乔夫讲的是新思维；我们倡导实事求是，他倡导公开性；我们倡导有权威地逐渐地推进社会进步，他们是激进主义地希望在短时间内改天换地。所以，叶利钦下台时在一个讲话中承认自己错了。在十八大报告中，一方面，这种常识理性，这种世俗化的理性精神是贯穿始终的。我们不能像过去一样只靠乌托邦的浪漫主义的想法来治理、发展这个社会；另一方面，特别强调体制机制问题，使我们既有的好的体制机制逐渐地定型化，同时还在不断发展。还要强调法制等。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我们现在的体制还是通过马列主义建党理论形成的，这和西方多党派追求多元主义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意识形态就是执政党的生命，有凝聚社会力量，寻求执政合法性，实现社会教育，作为领导官员考评录入机制等功能。同时它是一个完整的话语体系，有着自己内在的逻辑的严密性。十八大报告的第二部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中强调了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毛泽东思想，说明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否定过去，只是说我们怎么样实现了由过去革命的不断斗争的话语体系、由一个浪漫主义乌托邦的平均主义理想变成今天实事求是、人民追求好生活的这样一个实在的话题来谈我们党的理论制度建设，这是说我们是怎样继承性发展的。所以第一个阶段是意识形态世俗化阶段（1978-1990年代后期），由过去的浪漫主义转换成现实主义，从纯粹理性建构转化为常识理性。就是从常识出发，我们过去出现过亩产二十万斤的现象，这在现在看来是很荒唐的事情。那个时代人们出现了癫狂的状态，失去了常识理性。所以理论界在倡导要回归常识，凡事从常识出发。

在邓小平的实践真理论取得党的认可之前，1977年党的另外一个理论家提出来要借用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新的继续革命，但是很多人不认可。邓小平同志还提出群众观点理论，但大家觉得还是不能够很好地回击和说服党内保守派和极左派。直到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破除过去的保守思想，推动社会走向更加真实，开始对过去进行反思。

随后，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什么要提初级阶段？就是因为我们在建国以后，极端激进极左思想打压市场的力量。有人说，提出初级阶段论目的就是要给市场经济发展一个合法的身份，以此带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我们的国力真正走向强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补上经济这一课。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每个阶段的执政思想是我们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内容。

再到四项基本原则。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法的合法性。过去说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到了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中国共产党自身工作的成效来判断是否合法。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但在建设时期你的执政合法性在哪儿？靠的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有成效，得到人民认可。

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了太多的挑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的时候，江泽民正式提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开始从追求经济的实效发展来寻求自己的合法性，转向一种更为恒久的价值的思考。从这个角度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意义十分重大，不管是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还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只要能够代表这三个方面，你就有执政合法性。因为我们这种政党体制决定了意识形态问题是凝聚社会共识的一个重要力量，在后发展国家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族裔之间社会撕裂问题非常严重。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整合社会终极价值（1990年代后期到现在）。有人问，是不是每一段时间非得提出意识形态核心思想？社会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大家从历史发展角度来思考的话，其实这些核心思想不是为提出而提出，的确是总结一段时间来我们工作中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在西方国家也是这样，一个政党单纯有常识理性作为指导，通过绩效评价执政合法依据的话，一旦出现特殊状况就会出现执政危机。所以，我们开始在过去意识形态的思想库里利用了一些元素推动过去浪漫的带有激进主义的理念走向了一种世俗的理性的常识的建构，再走向未来对社会终极价值追求。十七大提出的“政治文明论”、“社会和谐论”、“生态文明论”，十八大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使我们这个政党的指导思想不仅是绩效评价，而是让它接受全人类文明的成果。这么说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空，但是老子有一句话“天下万物有生于无”，这种理念、精神的建构非常重要。我们从政治文明论、社会和谐论、生态文明论到科学发展观完成了对终极价值追求。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特别这一次十八大报告中特别强调民生，五个一体建设中包含社会管理等其他问题。习总书记会见记者时说，人民希望更美好的生活。我想，这个目标在不同的时期，无论是对整体，还是对个人来讲，都是最实在的追求。这意味着现在我国意识形态转型已经实现，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在政治领域转型已经实现。我刚才为什么引用“权威主义”？我们现在是后全能主义的政治体系，也可以叫新权威主义。另外，我们经济上获得了繁荣发展。现在这个时期以民生为大，解决国富民穷、解决两极分化、解决贪污腐化等这些问题，解决我们转型过程中政府极强、社会极弱的状况。只有民生为大，疏民气、解民怨，让社会的力量进一步壮大，未来社会才有发展。强社会、强政府，两者平衡了才能进入宪政民主阶段。对此，西方学者有研究，国内学者也有研究，估计到我国建国一百周年时，这个目标就能实现，所以大家要有耐心。我注意到西方评论指出，十八大证明中国继续走渐进主义道路。我们国家的整个指导思想、我们国家的精神就和世界根本理念、普世价值殊途同归，走向一起。我们国家精神终于在这个阶段基本凝结起来了。国家精神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其实它类似于理想信念的价值体系，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种主流精神。

意识形态转型创新有几个特点。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我引用一些国际上的评价、数据等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渐进维新模式。我们是渐进的，所以改良没什么不好。叶利钦让哈佛大学的教授设计一个方案，马上拷贝西方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以为能实现社会转型，事实证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灾难。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至少回到了20多年前，造成寡头经济、贫富差距拉大等后果。普京上台以后直到现在才逐渐得以理顺。这方面我们庆幸邓小平的理念还是支撑了中国的改革路径，这是渐进的，是改良的，是自我肯定现今秩序的前提下一步一步地改。但有一个问题是，有人说权贵资本主义、特殊利益集团一旦形成板结以后，社会是不是就缺少了改革的动力。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来看，不是这样。中国不管在文化的建构和政策发展过程当中，这种锁定状态是否已经出现？某些领域有一点，路径依赖问题也部分存在，这恰恰是为了逐渐突破。我将在后面讲到这个问题。

第二，机制是创造转换。我们通过或者吸收或者扬弃，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传统文化或西方的东西。而创造转换是关键。但是这会留下后遗症，为什么过去很多思想在现实中还会存在。一些老同志思想越来越保守，在社会上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三，汲取人类文明价值成果。

第四，关键条件是思想解放与学术自由空间。作为一个党意识形态的创新、国家精神提炼、民族信仰的形成的关键条件，就是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空间的形成。如果没有思想解放、没有学术自由空间的形成不可能产生这种平台。和谐社会是由北京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三个代表”是王沪宁等人在1992年提出来的。吸收了这些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才促使了我们党自身的理论不断创新。

第五，防止路径依赖。好多人想回到过去，回到用革命斗争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思想，以平均的激进的浪漫主义的想法去改造社会的时代。这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在整个一百多年中国进程中，这是一个主流思想，今天依然存在。我想如果这种思想占据主导的话，问题就大了，一定会把我们引向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