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理想社会

李泽厚: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理想社会

李泽厚82岁了。

80岁那一年,他用两句话总结自己的心境:惜彼春华,仓惶避豺虎;抚今秋暮,白眼看鸡虫。并自注:豺虎者,反右、文革也。

“谁是鸡虫?”记者问。

“泛指。自以为了不起的那些人,而且主要是指学界。”他答。

这个上世纪下半叶中国首屈一指的思想家如今满头飞雪,走路也得依靠拐杖了。他身体不好,但思维敏捷,你还没说完,他就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有本杂志为他拍了个封面照,他不太满意,嫌人家把他拍得“太老、太丑、太苦了”。他在做这番评论时哈哈大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干春松今年写的《从康有为到李泽厚》很合李的心意。早在1958年发表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中,李就跟当时的学界定论唱起了反调。几十年来,他对康有为改良思想的评价越来越高,他已经把康引为同调。一个容易为外界忽视的观察视角是:李、康二人不仅在思想上存在某种继承性,而且二人都属于早熟型思想家。康30岁以后思想从未变过,李文革后思想也无大变。

是什么原因使你对康有为倾注了如此多的热情?

李泽厚:我先从反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看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我有很深的感受。原来我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现在看也不见得,一个错误的理论会导致非常坏的结果。纳粹理论是非常低级的理论,但当时在德国居然举国若狂,包括一些高级科学家都信。我们搞理论的人,应该有责任意识,至少要防止错误的理论。所以,易中天问我,“中国应该走哪条路?”我讲,问题应该是“中国不能走哪条路”,我们应该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合流。我非常愤慨的是,去年年底到重庆去站台的那些学者,都不是理论家吗,他们的责任感何在?

我认为有必要梳理一下以下几位理论家:

一是卢梭。他讲公意,这就造成了后来的人民民主专政。

二是马克思。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一个社会主要是靠阶级和谐、妥协才能生存下去,靠天天斗是不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本人都承认,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要残酷得多,但这是历史的进步。所以我一直强调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二律背反的问题。什么时候伦理主义占上风,什么时候历史主义占上风,值得深入探讨,但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错误的。我承认,现在也有阶级矛盾,富士康那么多人跳楼不是阶级矛盾是什么?但从大的理论来看,应该强调阶级的和谐、妥协。庄子就反对一切文明的异化,连用机械都不行,“有机事者必有机心”,那人干脆回到动物世界去最好了。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动物为什么会进化成人?我认为,人类是自己把自己创造出来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劳动的两重性”。在他的理论里,抽象劳动引导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引导出按劳分配,然后到按需分配。这是有逻辑可能性的,但没有经验基础。按康德的说法,先验幻想是不能成立的。先验幻想好像宗教一样,能够鼓舞人心,能够起一种积极作用,十字军东征不就是打着上帝的旗帜吗?圣战不也是打着真主的旗帜吗?

三是尼采。虽然现在各种左派都把尼采奉为圣人了,讲半句坏话都不行,但我从来对尼采不感冒。他导致的就是纳粹,蔑视群氓,那是赤裸裸的,所以希特勒也是赤裸裸的,就我这个种族行,其他种族都不行,犹太人是最坏的。如今有人张口闭口就是海德格尔、卡尔·斯密特,这些人都是尼采右派,都是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他们不是讲上帝跟魔鬼的斗争吗?尼采左派是福柯,走向无政府主义。这都是尼采种下的恶果。

搞理论的,你提出什么,至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是否可以说你之所以关注康有为,是因为他与上述三个人都不同,他的理论是一种建设性的改良论?

李泽厚:对。今天我们梳理中国的自由主义路线,把严复摆在前面完全是误解。1949年以前,大家都知道,改良派是康、梁,革命派是孙、黄,严复在知识界中根本就被冷落了,是毛泽东后来才把他加进去的。不过,现在炒严复、梁启超,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

我到今天还关注康有为,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我想提出一个“中国的自由主义”的概念。从康有为到现在,确实可以清理出中国的自由主义的演进路线。中国的自由主义当然要讲自由、民主、宪政、平等、人权这些普世价值,按康德的话说,就是“人是目的”,但中国的自由主义与西方经典的自由主义有很大的不同: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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