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理想社会

李泽厚82岁了。

80岁那一年，他用两句话总结自己的心境：惜彼春华，仓惶避豺虎；抚今秋暮，白眼看鸡虫。并自注：豺虎者，反右、文革也。

“谁是鸡虫？”记者问。

“泛指。自以为了不起的那些人，而且主要是指学界。”他答。

这个上世纪下半叶中国首屈一指的思想家如今满头飞雪，走路也得依靠拐杖了。他身体不好，但思维敏捷，你还没说完，他就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有本杂志为他拍了个封面照，他不太满意，嫌人家把他拍得“太老、太丑、太苦了”。他在做这番评论时哈哈大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干春松今年写的《从康有为到李泽厚》很合李的心意。早在1958年发表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中，李就跟当时的学界定论唱起了反调。几十年来，他对康有为改良思想的评价越来越高，他已经把康引为同调。一个容易为外界忽视的观察视角是：李、康二人不仅在思想上存在某种继承性，而且二人都属于早熟型思想家。康30岁以后思想从未变过，李文革后思想也无大变。

是什么原因使你对康有为倾注了如此多的热情？

李泽厚：我先从反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看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我有很深的感受。原来我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现在看也不见得，一个错误的理论会导致非常坏的结果。纳粹理论是非常低级的理论，但当时在德国居然举国若狂，包括一些高级科学家都信。我们搞理论的人，应该有责任意识，至少要防止错误的理论。所以，易中天问我，“中国应该走哪条路？”我讲，问题应该是“中国不能走哪条路”，我们应该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合流。我非常愤慨的是，去年年底到重庆去站台的那些学者，都不是理论家吗，他们的责任感何在？

我认为有必要梳理一下以下几位理论家：

一是卢梭。他讲公意，这就造成了后来的人民民主专政。

二是马克思。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一个社会主要是靠阶级和谐、妥协才能生存下去，靠天天斗是不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本人都承认，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要残酷得多，但这是历史的进步。所以我一直强调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二律背反的问题。什么时候伦理主义占上风，什么时候历史主义占上风，值得深入探讨，但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错误的。我承认，现在也有阶级矛盾，富士康那么多人跳楼不是阶级矛盾是什么？但从大的理论来看，应该强调阶级的和谐、妥协。庄子就反对一切文明的异化，连用机械都不行，“有机事者必有机心”，那人干脆回到动物世界去最好了。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动物为什么会进化成人？我认为，人类是自己把自己创造出来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劳动的两重性”。在他的理论里，抽象劳动引导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引导出按劳分配，然后到按需分配。这是有逻辑可能性的，但没有经验基础。按康德的说法，先验幻想是不能成立的。先验幻想好像宗教一样，能够鼓舞人心，能够起一种积极作用，十字军东征不就是打着上帝的旗帜吗？圣战不也是打着真主的旗帜吗？

三是尼采。虽然现在各种左派都把尼采奉为圣人了，讲半句坏话都不行，但我从来对尼采不感冒。他导致的就是纳粹，蔑视群氓，那是赤裸裸的，所以希特勒也是赤裸裸的，就我这个种族行，其他种族都不行，犹太人是最坏的。如今有人张口闭口就是海德格尔、卡尔·斯密特，这些人都是尼采右派，都是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他们不是讲上帝跟魔鬼的斗争吗？尼采左派是福柯，走向无政府主义。这都是尼采种下的恶果。

搞理论的，你提出什么，至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是否可以说你之所以关注康有为，是因为他与上述三个人都不同，他的理论是一种建设性的改良论？

李泽厚：对。今天我们梳理中国的自由主义路线，把严复摆在前面完全是误解。1949年以前，大家都知道，改良派是康、梁，革命派是孙、黄，严复在知识界中根本就被冷落了，是毛泽东后来才把他加进去的。不过，现在炒严复、梁启超，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

我到今天还关注康有为，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我想提出一个“中国的自由主义”的概念。从康有为到现在，确实可以清理出中国的自由主义的演进路线。中国的自由主义当然要讲自由、民主、宪政、平等、人权这些普世价值，按康德的话说，就是“人是目的”，但中国的自由主义与西方经典的自由主义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