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教育改革错位与乡土社会现状（5）

城乡二元结构怎么形成的？是希望在人口众多的条件下进入工业化，却没有资本。于是，中国进行大规模土改，先让人吃饱饭。土改三年过来，农产品大幅度增加，老百姓都吃饱了饭。那个年代，中国刚刚独立的时候名义上有了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客观地说仍没有完全的军事主权。

从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中国最精锐的部队换成苏式装备，就得在人家的帮助之下来协同作战了，由于是苏式装备、协同作战，教材是俄文的，军队指挥官不懂俄文教材，怎么知道协同作战，新的战略、战术指挥体系的学习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

另一方面，苏联援建我国工业时期，我国没多少人懂工业，不懂怎么管工厂，只好从苏联请厂长、工程师，连技术工人都是苏联的，请来的厂长的待遇相当于中国国家主席的待遇，工程师的待遇相当于部长的待遇。而我国进城的农民工，除了有点力气会挖沟，有点技术会盖房以外，大都不懂车床怎么开，不懂全套工业系统如何运转。因此，我国早期工业化就是以苏联援建的重工业为主，是支撑战争和军事需求的工业化。为了这套系统的运转，我国建立了一套国家上层建筑，如经委、计委、建委、财委、商委等，基本上是按照苏联政府模式建的，如八大工业部，从一机部到八机部，刚开始也是由苏联专家帮助运转的。所以，一旦中国要求从军事上拿回主权，就一定会有矛盾发生。矛盾发生在1956年，中国按照条约规定收回旅顺口军港，那是苏联远东舰队的驻屯港口；收回大连特区，那里本该中国行使主权，却由苏联管理；收回中长铁路，那是贯穿整个东北的大动脉，路权收益却是苏联的。我们想把完整的主权收回来，可是对方就提条件了，他们提出建立联合空军和联合海军的指挥体系。我们当然不能答应他们的条件，毛泽东当时说：如果这样的话你把中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中国人不允许外国军队一兵一卒驻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

于是，1957年苏联停止投资，中国的工业化就进入了没有投资的阶段。在要素相对稀缺的条件下，市场看不见的手可以优化要素配置。但如果要素绝对稀缺，假如资本要素是零，怎么优化配置？再加上要还债，资本要素是负的，怎么优化配置？因此，一旦停止投资，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陷入灾难，发展陷阱的本质其实在这儿。西方的理论当然不这么总结，他们总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素质不高、制度不好、微观机制不行等。

1957年、1958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在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同时开始把城里因停止投资而不能就业的年轻人送到农村去，这是第一次“上山下乡”运动，导致经济大起大落。1958年到1960年三年时间，下去了1000多万知青。同时，建立城乡二元结构必须用户口、粮票等，不让人随便流动。当时工业停摆，经济大规模下滑，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时，中国人跳出危机的最根本一条就是依靠体制。人民公社确实有很多问题，但这个体制有一个重要的替代作用，就是成规模地集中了劳动力，以准军事化的建制，用劳动力替代了稀缺程度为零的资本，劳动力上工地、搞建设。那时候，这种体质被西方人叫做人海战术，修公路、修铁路、修水库，所有大型工程都是靠人去干。就在这期间，全国拥有了八万多套水利工程。靠人力把工业带起来了，再加上当时的“三定”：定产量、定上交、定分配，导致农村劳动力吃不饱，国家把拿走的那些粮食用到城里，用到工地上，统购统销的作用就是给了成规模使用劳动力基本的生存需求。用这种方式中国度过了原始积累，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家。

最后，关于符合乡土社会需要的乡土教育。我创办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很多地方建过打工者培训中心，有些地方搞农村社区大学。我试图在农村地区做一点实践，我的前辈有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他们在民国年间做过这些事。今天，我们在乡村组织各种各样的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归集乡土知识的活动。乡土教育是互动的，绝不只是我们去教育，而首先是要启迪民力、开启民智，要让老百姓了解他们的社区，懂得他们的乡土知识是有用的，应该把他们的乡土知识变成他们学习的东西，而不只是知识教育。我们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志愿者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推进农村的稳定发展。

现在，农村里面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妇女，他们是最大的弱势群体。这些人没有多少社会资本可供外部资本来占有了，我们其实是帮他们形成组织，形成文艺队、老年协会、妇女协会，让他们至少身心要健康。和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到在他们中间蕴藏着无数积极因素，只是它不被我们现在这套知识谱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