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1%所有，1%所治，1%所享（2）

美国不平等情况比任何国家都要糟糕

是的，市场力量是全球化的，正在影响着每一个国家，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不平等问题，并不同程度地改变着不平等状况。不平等问题所造成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越来越严重。美国不平等情况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糟糕。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平等和机会。

美国共和党预算委员会主席Paul Ryan说，我们关注的不是结果，美国关注的是平等以及机会。他显然是没有看到数据，因为数据显示，在美国，平等的机会比在任何发达工业国家都要少。这可能与很多人做的美国梦恰恰相反。

美国曾被认为是提供平等机会的王国。有关美国梦的故事在美国历史上有深远影响。HoratioAlger(20世纪初美国畅销作家，撰写大量励志故事)的故事激励着没有背景的年轻人凭着努力发达起来，由穷人变成富人。只要努力，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成功，这就是美国梦。而它其实只是一个神话，靠一些轶事和故事而不是数据来支撑的传说。

人们也看到移民和一些人靠着几代人的努力，乞丐变身富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只是概率非常小。从社会科学的观点来说，重要的是数据，是概率的大小。

规范地衡量出一个国家为大众提供的机会的平等性问题，要看一个孩子的经济地位和他的父母的经济地位之间的相关度。

发展机会似乎不取决于“努力”和“能力”

如果要规范地衡量出一个国家为大众提供的机会的平等性问题，就要看一个孩子的经济地位和他的父母的经济地位之间的相关度。如果你们看到这种相关性的话，美国孩子们的发展机会更多地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情况。比起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美国普通人能获得的平等机会是非常少的。北欧国家在提供平等机会方面做得比较好。

谈到流动性，如果有人能够从低层进入上层，那么，原来待在上层的人们怎么办呢?那就得有人从上层流动到下层。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待在塔尖，而在美国，很少有人会从上流动到下。这就说明，只要你已经在上层，你就有机会能继续待在那儿。比起那些读书好但父母贫穷的孩子来说，那些父母有钱而读书并不好的孩子的发展机会更好。所以我想强调的是，发展机会似乎更多地取决于“运气”，即你能否有运气选到好父母。

人们可能会认为，总会有一些人在财富的顶端，今年是这些人，明年是那些人。但显而易见，收入和财富向顶层集中，中产阶级被掏空，底层则日益贫困。

93%的财富流入1%人群的腰包

经济衰退使情况更糟糕。有数据显示说衰退还在继续，也有数据说衰退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有很多数据显示情况正在继续变得糟糕。几周前的数据显示，在2007和2010年之间，美国的中产阶级的财富下降了40%，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倒退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经过二十年的打拼，普通美国人发现自己的财富没有增长，而美国这个国家却获得了75%的财富增长。这显示，增长的财富都流向了少数的顶端人群的腰包。

人们可能会认为，总是会有一些人在财富的顶端，今年是这些人，明年可能是那些人，但显而易见的趋势是顶层的人群总是固定的，收入和财富向顶层集中，中产阶级被掏空，而底层则日益贫困。再用数据来说明一下，美国1%塔尖人群拥有全国35%到40%的财富，2010年，全年增长的财富中的93%都流入了1%人群的腰包。

趋势并不乐观。政府削减公共服务投入，教育投入的增长赶不上学费的激增。美国公立大学的学费上涨了15%，在有些州比如加州，上涨幅度甚至高达40%。虽然穷人们都寄希望于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命运。但是，现在美国学生毕业后的平均学生贷款高达25000美元，即使他们可能并没有接受到他们所期望的教育，即使没有当初所预想的工作前景，而破产法却不允许他们通过申请破产来清偿贷款。

如果每个人真的能从增长的社会财富中受益，假设“涓滴效应”(trickle-downeconomics)(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与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所有人都能因顶层人士的富裕而获益。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奇谈怪论有一丝真实，虽然我希望它能成立，那么所有人都能变成富人。

个人回报和社会贡献并不对应。在经济危机中，银行家们把经济拖到毁灭边缘，却仍领取着大笔“绩效奖金”。

“边际生产力理论”富人深爱

我答应要谈论一下“边际生产力理论”。很久以前，经济学家就试图证明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是正当的。19世纪中期，为了替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辩护，他们就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将高收入者与更高的生产力、对社会有更大贡献联系在一起。

高收入只是给予更高生产力的一种激励，而这种激励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产生了更高的生产力，才能带动更多人富裕起来。这个理论和“涓滴效应”相互辉映。富人一直深爱这个理论，虽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种理论站得住脚。

事实证明，个人回报和社会贡献并不对应。在经济危机中，银行家们对社会的贡献主要是负面的，把经济拖到毁灭边缘的人，却至今仍领取着大笔“绩效奖金”，而这是不合理的。行业内的补偿机制鼓励了那些鲁莽的冒险行为，并把大家带到了灾难的边缘。刺激性补偿会引发寄生行为，阻碍创新，甚至财务上的欺诈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