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全球危机需要全球反应（3）

○ 那么，怎样才能把所谓 “自由市场”转变成 “公平的市场”呢?

● 首要前提是必须承认，我们今天所实行的，是与自由贸易背道而驰的、完全不对称的、歧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则。假如我们看到这种规则的缺陷，就可以着手去完善它们。不过这需要公民运动的介入。在发达国家，全球化首先是由跨国企业推进的，它们当然会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普通公民决不会知道这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必须改变---在这方面， “第三世界”国家走在了我们前面，因为它们对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有惨痛的切身体会。如前所说，这种规则既不自由，也不公平。

○ 全球化的推手们也已经把环境和气候变暖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通过新的贸易协定，我们能在制止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做些什么?

● 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无疑是一套有约束力的、全球性的反对摧毁环境的规则系统。全球气候变暖肯定是最紧迫的问题。就在不久以前，我还主张就布什政府拒绝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为采取经济制裁措施，并为此做了辩护。在WTO 的规则框架内，我们完全有权采取这些措施。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有行动意愿者的生态保护联盟”，做正确的事，并确保那些反其道而行之的人无法得逞。我相信，我们可以度过金融危机的难关，即使改正错误的进程可能被延缓。

但是，在应对气候灾难方面犯下的错误是不可逆转的。金融危机是由房产市场的信贷泡沫引起的，而这种泡沫的前身则是“网络公司泡沫”。我们不能用新的泡沫来取代过去犯下的错误。我相信，只有加大投资，向一种几乎不排放二氧化碳的经济转型，才能保证今后数十年的稳步增长。因为这才是一种真正可持续的、能提高生活水平的增长。而我们迄今为止所走的羊肠小道，是不可持续的。

○ 可是，这难道不需要一种“全球治理”吗?

● 为此，我所领导的联合国专家组建议成立一个“全球经济协调委员会”，不仅协调各国的经济政策，而且评估当前的实际形势，发现全球的制度性缺陷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例如，我们急需一个“全球金融市场调控机构”，以它的权威来扭转调控措施一再流产的局面，防止又一次崩溃的到来。此外，有组织地解决危机期间一系列国家丧失支付能力的问题，也是极其必要的。

我们还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找到解决它们的债务问题、改善其资本管理的办法。这个委员会的重要任务还包括创建一种新的储备货币。美元已不再能扮演这个角色。今天，谁也不能将大笔资金储存起来应付更加动荡的岁月——除非当前的局面变得更加糟糕——而且，这样一种政策将导致穷国几乎无息地将自身发展急需的资金输送给美国。所以，专家组要求建立一种“可操作的”、抗通胀并易于推广的全球性储备货币。

○ 您也建议达成一项反垄断的国际协定，并成立一个贯彻这一协定的全球执行机构，这是否可行?

● 不错。我们需要它，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次面临全球垄断现象。像微软这样的大公司，在第三世界比当地政府还要强大，一旦微软威胁要撤出这些国家，穷国除了屈服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没有微软的软件，它们根本无法生存。这反映了这种垄断难以置信的强大。即使有人不愿意听，但事实是，抵制这种垄断的唯一出路在于全球联合起来反对它。我们需要一种全球的权威，来保护经济竞争。

○ 您所表达的某些观点，可能让人认为，您是ATTAC 组织 ( 一个反全球化组织，全称为“征收金融交易税以援助公民协会”——译者注) 的成员。您同这些虽然在语言表达上不够严谨、但却赞同您的许多主张的社会运动有何关系？ 这些运动的成员常常涌向大街，声嘶力竭地宣传您的观点。

● 公民运动在将我们这个全球系统暴露出来的问题转化为公众意识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抗议只是一方面，解决问题却是另一码事。我认为我的作用就在于，揭示隐藏在我所建议的改革思想之后的经济规律。公民社会的任务应该是促使这些思想得到贯彻。我们努力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

○ 您一再强调，希望全球化取得成功。那么我们今天是否应该既充当旧制度死亡的见证人，又扮演新世界诞生的助产士呢?

●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迄今为止的这个制度已经失效，面临巨大的问题，已经走入死胡同。然而，我们不应当等旧制度死亡之后再考虑应该做些什么，而必须在不可避免的灾难蔓延开来之前就看到问题。我坚信，另外一种更加公正的全球化不但在发达国家而且在贫穷国家也是可能的。在上世纪20 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世界曾需要经历15 年时间和一场世界大战之后才能坐到一起讨论引发经济危机的全球金融系统的弊端。

我希望，这一次不会用这么长时间——因为如果那样，由于全球紧密联系的经济关系，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就实在太大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章国锋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