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当前市场风云变幻，政府最好以不变应万变

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多省市地方政府暂时放下调结构的目标，从6月到7月底，从陕西到广东，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地方政府推出的重大项目投资总额接近4万亿。 经济学家、北大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近日在接受长江日报采访时指出，如今的局面跟当年的刺激有密切关系。一个人本来是聋了，结果给治哑了，现在又开始研究新的治疗方案；这方案可能把那人治瞎。他认为政府面对市场风云变幻，最好还是以不变应万变。

张维迎称，企业必须做好应有的准备。有的企业自身存在问题，可能活不下去。不要寄希望宏观调控来拯救自己。政府的资源不是无限的，没办法的时候只有印钞票，而印钞票无异于饮鸩止渴，全民财富大挪移和大缩水。企业也不要寄希望于客户。客户没有良心，他要你天天讨好他，提供最好的服务和质优价廉的产品。企业必须苦练内功。

张维迎提出，形势倒逼改革是主要基调。日子混不下去了，非得改不可。一个国有企业，假如现金流很好，账面好看，它不可能有心思改革。这个时候要想理念战胜利益是很难的。突然有一天，全行业亏损了，怎么办？最近又有会议出台鼓励民营企业的措施，那还不是国有企业指望不上了，回过头又想到了民营企业。所以当务之急是政策变化不要太频繁，要致力于重新提振企业家的信心，提升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对政策的安全感。预期和安全感的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发挥人的创造性

长江日报：有学者提出，推动改革有时候需要领导者力排众议，大手笔推进。你认为当下若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动力从何而来？

张维迎：改革的动力可以是社会的合力。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来自领导者，他们的领导力，在一定社会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宪政制度的建立，主要就是靠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等开国元勋，即为美国带来了数百年的稳定的基石。

在社会转型时代，改革如果要高效推进，开明政治家是成本最低、效果最优的选择。一旦我们建成了法治，社会按部就班了，个人作用相对来说就不是很重要了。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强人可能有这毛病那毛病，就意图完全撇开他们。

当然，强人政治、能人政治、贤人政治，都带有偶然性，可遇不可求。机会不好，强人就可能是双刃剑，很可能把国家的发展带向相反的方向，造成灾难。而底层老百姓的观念对精英、对政府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各方力量的博弈要达到一个良性互动的局面，不要零和博弈。

长江日报：在你看来，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张维迎：核心是建立有限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政府权力越大越好，政府强大了，人民特有面子。我们可以看看英国的历史。英国通过革命，将王权限制在了议会之下，法律之下。在此前的王权专制时代，国王借债，总是借不到，打仗不行，国力和国防都很弱，人民并没有面子。革命之后，英国政府借债能力大大提高，国防力量增强，打了不少胜仗，本国的商队也能得到保护。是什么促成了改变？原来你国王耍赖，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我不敢借钱给你。现在你要耍赖，议会要制约你，我借钱给你比较放心。英国后来国力大增，在很多战争中取胜，而打赢战争是需要财政支持的。

可见，权力受到限制，政府受到约束，不等于国力会打折扣。纵观全世界，什么性质的政府最强大？法治国家的政府最强大，有限政府最强大。反倒是那些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并不强大，在国际谈判中往往处于劣势。所以，下一步改革，首先要把政府行为放在法律之下运行，建设有限责任政府。

老百姓和政府之间各自都是有选择权的，都是参与博弈的力量。只有老百姓的行为与政府的行为形成良性互动了，才有可能实现法治社会了。

长江日报：你说中国改革有时“假戏真唱”，有时“真戏假唱”？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和盘端出改革方案呢？

张维迎：真戏假唱或假戏真唱，包涵着一种改革的策略、智慧。历史上很多改革，如果一开始就和盘端出所有的方案，很多人可能就不愿意往前走了。所以小平才要摸着石头过河，不告诉我们究竟要去哪。

改革到了今天，出现一些好的结果，也有一些坏的结果，小平当年也不可能完全预料到。比如土地包产到户，当时大家认为一年一包，提高产量解决温饱就成，土地还是集体所有。但是一年一包的做法使得农民不会对土地作长期投入，比如施肥、兴修水利等。后来就接着改，一包就是5年，10年，30年。

凡事一旦开了口子，就不是发起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控制的了。我们看到的很多改革结果，不见得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我在十多年前就提出，改革本身也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好多东西都是“有意识设计的非意识后果”。计划之所以不行，正在于人的无知，不可能预计所有事情的后果。人的本性需要自由，安全感。而只有解除束缚，人们才能发挥各自的创造性，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

竞争解放生产力

长江日报：你很早就提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竞争发挥了巨大作用，能否具体阐释一下？

张维迎：多个计划经济比一个计划经济要好，计划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竞争的结果就是计划经济逐一破产，一个个垮台，市场最终出来收拾残局。放权让利，权力逐步分解，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地方下放到企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早期和中期一直坚持的路数。

地方政府竞争就跟国家间的竞争一样，具有推动社会经济变革、解放生产力的重大作用。但是社会如果总要依靠权力来维护竞争的局面，那么竞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停滞不前。

长江日报：张五常等学者曾提出，偶然形成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是“五千年最好”的制度安排。有些学者担心这个过程会被变革打断，你怎么看？

张维迎：现在很多人担心地方政府竞争的进程被打断，也有道理。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地方自治非常重要。要实行法治，这是绕不过的话题。我希望决策层能够通盘考虑这些问题。作为个人，我们不要凡事都呼吁政府干预，动辄呼喊“怎么政府也不管管！”这是缺乏自立和独立精神的表现。普通人要养成没有政府自己也能协作办事的能力和习惯。

以慈善为例，这本身是一个民间的事物，但是在我国基本是政府在做。政府做慈善就不会有真正的慈善，老百姓的责任和爱心都会大打折扣。有人在性格上喜欢大政府，有人则喜欢小政府。美国有调查显示，喜欢大政府的人在社会公益方面往往还不如喜欢小政府、信奉市场的人热心、积极。相信市场的人都相信个人的力量。而喜欢大政府的人，则把献爱心看成是政府的事。

长江日报：前不久你出席某论坛时曾表示，在全球化的今天，区位优势已越来越不重要，而制度优势才是经济长远发展的不二法门，你希望地方政府致力于制度创新。以目前来看，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腾挪空间有多大？该从哪里着手？

张维迎：地方政府实施制度创新的空间说大也大，说小也小。目前地方的束缚主要来自一些精神性的束缚，得过且过，宁可不干事、少犯错。

这样说，不等于说地方政府不能有所作为。比如广东，这么多年一直在试。上世纪80年代很有意思，广东的开放，深圳的开放，其实是中央和地方互动的结果。中央内部意见不是很统一，但是广东的地方大员们，包括习仲勋、任仲夷，认准了就干。有人跑到中央告状，中央把大员叫来批评一通，勒令做检查。他们回去之后闷不做声，不告诉下属做了检查，因为一旦告诉，他们会泄气。当然，地方大员之所以敢那样做，还是因为中央有小平等人支持他们。

所以，各级领导人的观念在未来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路怎么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勇气。其实在制度创新上努力，个人声名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这种超越物质利益的观念收益，未尝不是一种利益。一个人要么改变别人的理念，要么被别人改变理念。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他的观念和行为会让更多人受益。

政府面对市场风云变幻，最好还是以不变应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