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曾国藩家族：家训流芳百世后代英才辈出（3）

曾国荃：湘军悍将与性情儒臣

曾氏兄弟5人，除曾国藩文才武略，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深远外，九弟曾国荃的功名要高于其他3人，不仅对于清朝功不可没，对曾国藩的帮助也最大。他是曾家势力的重要组成分子。

曾国荃比曾国藩小13岁，生于道光四年（1824年）。16岁时，他跟随父亲到京师就学于曾国藩，深得兄长嘉许。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荃离开京城回湖南。曾国荃才俊特出于兄弟几人之上，1847年曾国荃以府试第一的成绩进入县学，不久举优贡。他曾在山西为官，现在太原地区的许多晋商大院还留着曾国荃的墨宝，可见书法也应不错。但与大哥的内敛谨慎不同，曾国荃生性十分高傲骄横，倜傥不群，虽然也是饱读诗书，却没有修炼出曾国藩的气质来。虽然说起来他也是儒臣，但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一个凶悍的武人，这当然与他主要作为湘军悍将的出场有关。

和曾国藩一样，曾国荃也是被历史大势成就和塑造的人物，近代跌宕起伏的局势和湘军的崛起成就了他。曾国荃因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并夺得首功而扬名发达，但也因此受了一生的牵累。

曾国荃善于啃硬骨头，打硬仗。1856年，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江西湖口惨败后，被太平军围困南昌周围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险恶。曾国荃为了救援其兄，与吉安知府黄冕劝捐募勇3000人，援救江西，连陷安福等地，进围吉安。太平军凭险死守，等待援兵，攻城非常困难。曾国荃等采取挖壕筑垒的战略，实行长围久困之策。以后攻安庆，陷天京，曾国荃都以挖壕围城取胜，因此落了个“曾铁桶”的外号。

曾国藩从吉安之役中，看到了九弟曾国荃倔强不屈的性格和带兵打仗的才能，认定他是个可以担当大任的人物。自此以后，曾国藩就把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湘勇看作是自己的嫡系部队，处处予以照顾。曾国荃果然不负兄长的厚望，作战勇猛，攻无不克。

曾国荃所率湘军吉字部凶狠残忍，每攻下一城，曾国荃便命令放假三日，任凭兵勇烧杀抢掠奸淫，任凭兵勇烧杀抢夺。因此这支湘勇战斗力强，打起仗来都能奋不顾身，铤而走险，这个特点在后来围困安庆、攻陷天京时表现尤为明显。

安庆一战空前惨烈、残酷，超过了两军以往的任何一场战斗。一月内，仅在集贤关内外，太平军就死亡一万多人。湘军除在战场上杀戮外，又把投降和被俘的太平军集体屠杀，屠戮之惨状，连曾国荃自己都手脚瘫软，表示打完这一仗后他要回家做乡农了。安庆战役末期，曾国荃将安庆城围得像铁桶一般，太平军弹尽粮绝，依靠长江上的一些外国商船获取粮食。曾国荃于是扼守长江航道，遇到外国商船，就以高于太平军的价格收购粮食，彻底断绝太平军的供应。1861年9月5日，曾国荃用地道填埋炸药轰倒安庆北门城墙，湘军蜂拥而入，城内太平军由于饥饿，已拿不动刀枪，无力抵抗，主将叶芸来等16000余官兵投降。湘军占领安庆后，曾国荃竟然命令将投降的太平军分成100人一批，轮流去“领路费”，结果整整砍了一天一夜，才将投降的太平军杀完。从此，曾国荃也得了一个“曾剃头”的绰号。名声虽然坏极了，但扫除了进攻天京的最大障碍。清廷以曾国荃“智勇兼施”赏加布政使衔，赐黄马褂。

进攻天京的主攻任务自然落在了曾国荃的身上。急功近利的曾国荃在清军未按原计划出师前，就擅自率军急进，直逼天京城。曾国荃吉字部处于孤军深入的险境。曾国藩写信劝他暂时后退，稳扎稳打。曾国荃立功心切，拒绝退兵，还谢绝了李鸿章淮军和列强“常胜军”的援助。不幸江南瘟疫盛行，曾国荃军中也开始蔓延，元气大伤。曾国荃依然督促湘军殊死拼杀，逐步夺取天京城外的据点，到1864年初将天京合围。太平军最后阶段政策失误，外地太平军各自为政，曾国荃所部并未遭到激烈抵抗。7月19日午后，曾国荃故伎重演，挖地道在天京城墙下埋了三万斤火药，一时间“但闻地中隐隐若雷声，约一点钟之久。忽闻霹雳砰訇，如天崩地圻之声。墙垣二十馀丈随烟直上……”天京陷落。曾国荃是第一个杀入天京的功臣，抓了众多的要犯，包括幼天王和忠王李秀成，还挖出了洪秀全的尸体。这是曾国荃最大的政治资本，天大的功劳刺激了他的骄横和轻狂，也导致了他后半生的坎坷。

攻下天京后，清廷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但曾国荃并没有青云直上，反倒受到官绅的非议和清廷的追究。一则是他拒缴“圣库宝藏”引起朝野非议，其实这也是有一定根源的。据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讲，曾国荃每打了胜仗或者升官了，总要请假回家一次，置田盖房，摆出一副衣锦还乡、炫耀武功的架势。而曾国藩在军中十几年，权倾朝野，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营建过屋宅。这可以说是兄弟二人的不同之处。难怪别人要抓他的把柄以打压湘军势力了。二则是他谎报洪秀全之子洪天贵已死。其实正是他的疏忽，才使他们得以脱身。攻下天京后，湘军与朝廷的关系日益微妙，曾国藩当然要比曾国荃深思熟虑得多，也更谙熟为臣之道。曾国藩不经曾国荃同意，就代弟弟上奏朝廷，以健康原因请求朝廷“恩准”曾国荃回家养病，朝廷立刻批准了。曾国荃满心以为天京是王冠上的明珠，摘下它就能盛名满天下，官爵封赏随之而来。可是他犯了权力场的忌讳。功高震主也好，拥兵自重也好，攻占天京就是这个忌讳的爆发点。曾国荃一心想摘王冠，却忽视了这一点，难怪要受到朝廷斥责，还连累了哥哥。刚立下汗马功劳就被免官的曾国荃，并不理解兄长以退为进保全他的良苦用心，满肚子牢骚回到老家，反倒真的大病了一场。

1866年，风头过了，曾国荃才重新步入官场，出任湖北巡抚。可他的脾气秉性还是一点没改，他参劾顶头上司湖广总督官文，而官文自身问题确实很多，被罢去湖广总督职务。不久曾国荃在马捻军的对战中，连连失利。1867年，他称病辞职。

两起两落后，不惑之年的曾国荃脾气柔和多了。1875年后出任陕西巡抚，开始了最后二十多年的官宦生涯。这一时期，曾国荃留下了不少案牍文章，注意总结个人的政治经验，思想中也显露出平等相待和自然而治的成分。

晚年的曾国荃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山西巡抚任上赈灾。光绪二年（1876年）开始的一场大饥荒、瘟疫肆虐华北，其中山西省死亡500万人，另有百万人口流失外地，而山西全省人口才1600万。部分州县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曾国荃接手烂摊子后，先争取朝廷对赈灾的支持获得20万赈灾银两，又从户部拿到了两千张空白的委任状，正大光明地卖官鬻爵以筹捐款。为了扫除赈灾障碍，不让腐坏的吏治添乱，曾国荃还发挥出果敢刚毅的一面，雷厉风行亲自处置大小贪官污吏40余人。山西灾情大为缓解，当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曾专门修建生祠以纪念他。

虽然和曾国藩难以相提并论，但曾国荃一生也为曾家的权势增色不少。重要的是，曾国荃是个少有的官场性情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