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曾国藩家族：家训流芳百世后代英才辈出（2）

开风气之先

历史并没有让曾国藩停留于一个守旧的能臣干将。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中，曾国藩的思想和行动超越了传统政治，给后人带来了更深远层次的思考。

早期京城做官的时候，曾国藩就遇到了鸦片战争在北京掀起的轩然大波。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曾国藩更是频繁接触西方列强。和旧式文人不同，他没有继续盲目自大，排斥中外交往，而是从传统儒学的世界观和为人处世的理论出发来看待新的形势。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政治手腕让曾国藩看待和处理弱国外交多了一份务实。

曾国藩现实地抛弃了天朝上国固步自封的愚昧和迷信，客观地看待中西方交往的现实。读圣贤书的同时，曾国藩也阅读了《圣武记》、《寰球志略》、《考工记》以及西方火轮枪炮方面的著作，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他思考总结了一套完整的“驭夷之道”，认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这套方法虽然务实，有一定效果，但其根本还是儒家的，依旧没有超出传统王朝处理“夷务”的范畴。这就注定曾国藩不能找到正确的外交方法，只开了风气之先而没法找到救国维权的正确道路。

曾国藩认为中国人一旦掌握了西方列强的器物军械，迟早能扭转西强中弱的局面。所以，曾国藩的自强御辱之道首先体现在大造西方器物、掀起洋务运动的热潮上。咸丰十年（1860年）岁末，曾国藩在一道奏折中说“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次年，他附和奕向洋人买船炮以剿清太平军之议。“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他在家书中的心里话道出了真正的威胁不是太平军，而是西方列强。当他在书札中写下“海国环伺”四字时，应该已经意识到这是二十四史里从未出现过的大危机。

“师夷智”从议论转化为实践，曾国藩是最早的领袖和开创者。安庆军械所是洋务运动早期的重镇，虽然带有实验性质，主要任务也是给湘军修缮军械，但中国的洋务自强道路自此开始了。

1862年2月19日，安庆城下停泊了一艘待售的洋船。曾国藩带着李鸿章登上洋轮，仔细察看，盛赞其“无一物不工致”。曾国藩决心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委派幕府中精于制器的徐寿和数学家李善兰去实现这一伟业。1862年3月，他们造出了轮船发动机。1863年安庆军械所造出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尽管长不过3丈、时速不过30华里，却是中国自造的最先进轮船。曾国藩登船试航，高兴地命名为“黄鹄号”。稍后，毕业于耶鲁大学、精通西学的幕僚容闳奉命出洋采办机器，从美国购得百余种机器，位于上海虹口的“江南制造总局”渐渐有了规模。很快，曾国藩又在城南高昌庙购地70多亩，建造了汽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楼、铸铜铁厂、火箭厂等，江南制造总局迅速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近代化工业基地。1868年8月，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中国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火轮，船体长18.5丈，顺水时速120华里。曾国藩以“恬吉”为之命名，向慈禧汇报说，“恬吉”号“坚致灵便，可以远涉重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曾国藩在西方科技文化上走得最远的步伐是推开了中国人留学的大门。仿造洋器的过程让人看到“夷智”的精妙并不仅仅在于器物，于是又有了送幼童“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的举措，洋务经验奠定了他采纳容闳教育计划的思想基础。但在清朝这样一个依祖法旧例办事的王朝，一桩没有先例的大事要获得通过，相当艰难。1872年2月27日，他第5次就“派遣留学生一事”上奏朝廷，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馆”，清廷经过妥协退让最终予以批准。容闳在下面做了大量细致工作，清朝才得以派遣了两批赴美留学生，成就了中西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这群当年的幼童中间有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人。

曾国藩是一个识时务者，但又背负着几千年历史的沉积。在今日统称“洋务派”的人中，他是第一个师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心中又眷恋着旧文化。他第一次看到西洋千里镜，惊羡之余，联想到的是如何“超凡入圣”的进德之功。他一面开风气之先主持洋务，一面又恪守着士大夫的传统情感，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87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内人病日危笃，儿辈请洋人诊视，心甚非之而姑听之。”

杨国强教授说：“晚清最后50年，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前后相连地面对内忧外患，是士大夫中自觉的首当其冲者。他们在几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超越了一己之私，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津门名败

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奉朝廷之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

1870年6月20日，天津数千名群众聚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声讨外国传教士拐婴、害婴。次日，法国领事丰大业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丰大业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愤激怒之下众人当场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殴毙，随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教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

关于这次教案，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娄斐迪在6天后向美国政府发回一份比较客观的报告，其中提到流行病、死婴、刘杰与丰大业的会晤以及丰大业的傲慢——他说“知县级别低于领事，不能举行任何谈判”。也就是说，这次冲突本可避免。天津教案的发生表面是一场误会引起的，实质上则涉及民族感情、宗教冲突和中西方的相互敌视等问题。《辛丑条约》后10年出现了教会势力与民众冲突的最高峰。以法国为代表的天主教主要在下层民众中传教，为了发展教徒，常将中国社会中最不受欢迎的人引入教会；他们修教堂、作弥撒、开医院、收留孤儿等等，深深地卷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跟地方绅士、宗族和传统文化产生冲突。到了义和团时代，“大毛子”(传教士)、“二毛子”(教民)均是被仇视、扑杀的对象。

随着大沽口的西方列强军舰越来越多，这个事件已经超越教案本身，成了关系国家安全的问题。而另一面是天津城内外坚持“洋人人皆可杀”的强硬态度。清政府只得一边从陕西调李鸿章的淮军备战，一边诏谕59岁、右眼已失明、正在家养病的曾国藩赶往天津。曾国藩深知天津城是龙潭虎穴，十分惊恐，出发前他就为自己备好棺材，写好了遗嘱。

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基本态度是息事宁人。他一到任就发布《谕天津士民》告示，告诫天津市民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涉案教民和拐犯，这引起天津绅民的强烈不满。由于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也就是说，只求迅速达成妥协，保住“和局”，他顾不上处置是否得当。结果是：下令处死18人、充军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并向法国赔银497000余两。天津教案就此了结，法国等列强没有出兵。曾国藩达到了目的。

但另一方面，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不少人干脆骂曾国藩是“卖国贼”，就连在京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所题的匾额砸碎焚毁。曾国藩在天津时，曾纪泽在保定，父子俩几乎每天通一封信。曾纪泽在信中说：“照会洋人，不能做十分承允之词。”他指出父亲将天津道、府、县官都迅速处置，没了退路。李鸿章也写信给曾氏父子，说曾国藩办外交“太老实”。曾国藩怕洋人再开战后火烧圆明园的事件会再上演，他以声名败裂的代价，为大清国扛下一个“软弱、媚外、有失国体”的污名；他沿袭宋明理学修身养性的传统，极重视名节声望，曾经准备牺牲性命，结果却牺牲了他更看重的名声，成为“讥谤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几十年积累的清望声誉扫地。这给曾国藩巨大的精神打击。在如履薄冰的对外关系处理中，他的“忠、信、笃、敬”四字秘诀未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乃至生命，他在“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中度过生命的最后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