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公知与伪士（3）

由此可以看出“公知”与体制的真实关系，他们是支持“改革体制”的，有的人就是“改革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在批评体制的时候，真实的指向是“前改革体制”，真实的目标是为 “改革体制”的空间扩张服务，但他们在批评的时候，刻意忽略体制构成的复杂性，从而达到掩盖其真正目的的效果。体制批评的具体技巧可以大体分为两种：一、通过对“前改革体制”的 抨击，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制造舆论；二、在“改革体制”带来的问题凸显出来时，通过笼统的体制批评将原因归为其他因素的掣肘，将改革引发的问题转化为进一步改革的理由。

总之，“公知”式的体制批评以将问题推给“前改革体制”为出发点，落脚点最终归结到“深化改革”上面。与此同时，他们拒绝对“改革”做出明确的定义。

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这些知识分子与体制的暧昧关系，可以举两个例子。首先，2001年《读书》杂志刊发了高默波的《书写历史：〈高家村〉》一文，由于该文对“前改革体制”进行了正面的 评价，引发了一批知识分子的反弹和围剿，最终导致了“体制”的介入；其次，2006年发生的关于改革共识的大讨论，同样是这些知识分子以“否定改革”的罪名对批评者展开攻击，呼吁“ 体制”介入，为争论定调，并最终如愿。

“公知”式的体制批评是徒具其表的，其中立性的表现无法遮蔽与体制的一体关系，“在野”的姿态不能改变“在朝”的事实。与此同时，这些知识分子所秉持的理论话语貌似新颖、客观， 实际上不过是“改革体制”的“敕定正信”而已。

美国想象

中国/西方二元论模式是一个始于近代的主题，复苏于1980年代，后来逐步被简化为中国/美国的二元论模式，成为“公知”们的另一大理论武器。在这个思维定式中，美国成了西方的唯一标 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改革都以美国为参照系，不但第三世界的经验被彻底排除，连欧洲也无论进入关注的视野。比如，PM2.5、校车等公共事件均因为与美国经验之间建立了联系 而快速推进，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国产校车的外观甚至都模仿了美国的校车。

把美国的今天视为中国的明天，是用一种虚幻的线性进步的时间观念来理解发展，“中国落后美国若干年”这类说法即是此时间观念的反应。这种理解方式忽略了国与国之间共时性的空间联 系，无视中国和美国同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链条上的不同位置的事实以及两国间存在的剩余价值输送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与“改革体制”是无法相互独立地理解的，“公知”式的体 制批评和对美国的态度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种思维方式下的美国是一个被想象出来的国度，危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社会高度不平等引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可以全部被忽略不计，不仅在中国没有引发足够的反思，而且美国经验——包 括直接促发了金融危机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依旧被当作摹仿的模板。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对“公知”而言，美国还是判断是非曲直的终极标尺，于是霸权、帝国主义等概念被取消了。过去若干年内发生的多场美国主导的战争，明显缺乏事实和法理的依据，但主流舆论以“人权高 于主权”的论调轻描淡写地带过，却对战争造成的更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视而不见。

“公知”们争相做“一夜美国人”的表现不禁让人想起鲁迅一百多年前对“举世滔滔，颂美侵略”的情景的慨叹。这种情形出现的原因，鲁迅认为是“自屈强暴久，因渐成奴子之性，忘本来 而崇侵略”。百年近代屈辱史和改革开放后对面对西方而产生的震撼的杂糅，使得很多人自觉屈服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将强势霸权等同于文明。同样地，这种文明概念不是来自“内曜 ”和“心声”，同样是强权规定的另一种“敕定正信”。

中国要走向大国崛起，在国际关系上做到“秉持公道，伸张正义”，需要走出中国/美国二元论的思维陷阱，破除这种对美国的美化和顺从。这就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收艳羡强暴之心”，“ 反诸己也，兽性者之敌也”，即真诚地面对内心的召唤，拒绝强势者规定的不合理秩序，找回自尊自强和同情弱者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