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公知与伪士（2）

在后两类知识分子中，有些人经常在媒体出现，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为公众所熟知。他们与一些后来崛起的媒体界人士和以媒体为主阵地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共同构成了一个被称为“公共 知识分子”的群体。随着利益格局的分化日趋明显，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也呈现对立的局面，尖锐程度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加剧，所谓“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论战就发生在公共知识分子之 间，对改革的共识破裂也主要表现在他们的态度分歧上。

在分化与激辩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的语义在媒体的塑造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称那些被视为“自由派”的人士。到最近几年，在微博等新型媒体的参与下，一个新 的概念被创造出来，即“公知”。

“公知”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但内涵和所指均不等同于公共知识分子，后者至今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公知”则带有明显的贬义。“公知”是指共享一种话语体系和理论资源的一类 人，不限于以知识生产为职业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官员、商人、作家，甚至是演员。他们的思维和话语方式姑且称之为“公知范儿”，这是源自1980年代启蒙话语，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不断被 卡通化、脸谱化的一种言说方式。

“公知范儿”同样是一个松散的概念，在此，姑且归纳出两个争议可能相对小的思维定式：

第一，批评体制，“一切归到体制上”，但拒绝对体制的复杂性做出分析。这是他们很多讨论的起点，也是最终的依归，论据和逻辑的使用服从于这个目标。与此相联系的理论话语包括改革 、市场化、私有化等。

第二，借用学者刘擎的话说，“离开美国就无法思考”。但这个美国是一个被高度抽象化的美国，如何理解“美国”，取决于体制批评的需要。由于这个原因，美国霸权的国际后果和美国社 会呈现出的1%和99%的对立不会进入“公知”们的视野。与这个取向相关的理论话语包括民主、全球化、普世价值等。

“公知”们之所以在近年遭遇污名化的境遇，是因为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空前复杂和尖锐的背景下，“公知”们用预先自我设定为真理的框架去套所有问题，失去了解释世界的能力。由于 “公知范儿”对那些理论概念的使用存在曲解，故而对“公知”的批评不能等同于对这些理念的批评。

这些知识分子在媒体空间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其思维方式充满了对基本事实的漠视和逻辑上的纰漏，并非认真思考的结果，其言说中听不到“心声”。另外，有些知名“公知”在改革之 前的年代曾是计划经济的坚定拥护者，但在1980年代却摇身一变成了市场经济的旗手。如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这些人本质 上不过是拿了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内心缺乏真的信念，驱动他们前进的不过是两个字：自私。

体制批评的暧昧性

“公知”的道德形象建立在其批评姿态之上，其指向是“体制”。表面上看，这符合鲁迅提出的知识分子应该“不安于现状”的标准，也仿佛听从了爱德华·萨义德的“对权势说真话”的召 唤。但是，他们并不同时具备萨义德所谓的“放逐者和边缘人”的特征，而是事实上的局中人。

这是由“体制”的复杂性决定的。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并未与前改革时代决裂，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使得“体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前改革体制”存留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 域，另一方面是“改革体制”逐步扩张，市场经济从无到有，如今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导的位置。两种“体制”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也存在张力和对抗，共同构成了所谓的“体制” 。

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体系留下了一个负面的遗产，即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经由传统/现代的对立，改革前的历史被视为“传统”的，需要扬弃，改革才意味着现代中 国的真正开端。这种思维模式被“公知”发扬光大，对他们而言，妖魔化前改革时代和推动改革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乃至在他们的理论和思想上表现为一个有趣的对比：政治观念保守， 贬低近代中国以来所有革命性的政治实践，把中国迈向现代的希望回溯到清末的君主立宪尝试；经济观念激进，主张全面推行市场化、私有化为取向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