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公知与伪士

鲁迅期望他的文章“速朽”，而且要“火速到来”。他的意思是，希望他所批判的黑暗面和他的文章一起被埋葬。但是，鲁迅的期待仍未实现，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思想里源源不断地重新发 现批判的思想资源。

被鲁迅批判得最多的是两个群体，一个是普通人，即一般所说的“国民性批判”，另一个是知识分子，即鲁迅定义的“知识阶级”。在鲁迅看来，知识分子的责任至少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 同情平民，其次是批评权势，永远不安于现状。

在当下，那些活跃在公共空间中、有能力影响主流舆论的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表面上看是符合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标准的。但是，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剖析不止于此，青年鲁 迅在《破恶声论》一文中通过分析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借助鲁迅对“伪士”的批判，并深入分析当下时代的具体历史情境，不 难发现存在大批这样的人。

何谓“伪士”

《破恶声论》作于1908年，鲁迅决定“弃医从文”后不久。在寻求强国梦的过程中，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从西方学习和引进各种理论和学说，也有一些人努力从中国传统中发掘思想资源，所以 当时的中国存在各种各样的启蒙的声音。但鲁迅看到的，是一个“寂漠为政”的无声的中国，是一个“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的了无新意的虚假思想繁荣，他期望打破这种包裹在“恶浊 扰攘”的表象下的死寂。

鲁迅设定了一个判定声音真伪的标准，即观点是否来自内心的信仰，是否是“内曜”和“心声”的表达。“心声”能够让我们远离“诈伪”，“内曜”则可以破除我们自身的黑暗，只有遵从 内心的召唤，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实现“人各有己”，进而实现“群之大觉”，即从个体的觉醒扩展到民族的觉醒。

有一些知识分子，内心没有自己的信仰，随波逐流，扮演启蒙者的角色，什么时髦宣扬什么，其本质是“掣维新之衣，以蔽其自私之体”，这种人便是“伪士”。他们表面上当然也装作有信 仰，但他们所秉持的，鲁迅称之为“敕定正信”，即强势者所规定的意识形态观念。这里的强势者，不仅指政府，也包括强国所代表的强势文化。

相对应的，鲁迅将迷信视为是“古之先民”的形而上的需求的产物，是发自内在的“心声”的表达，也是“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即理论认知和社会制度——的基础。扮演启蒙 者的“伪士”们以进步的名义攻击迷信，就造成了一方面没有带来真正的思想，另一方面使得中国的固有的传统资源趋于“新绝”，这才造成了“寂漠为政”的局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命题。

“公知”的精神结构

反观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群体，鲁迅对“伪士”的批判是有相当的启发性的。

在1980年代，以刚刚起步的普惠式改革为背景，知识分子再次以启蒙者的姿态出现，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在倾向上大都是泛自由主义者。1990年代初重启市场化改革之 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开始重构，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也开始了：有的退回学术机构成为学院派；有的与官方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改革；有的顺应市场经济的趋势，在文化市场上浮 沉，将知识变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