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基层政府履职重点转移 跑经济变跑基层

经济指标偏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指标偏轻，这是我国乡镇街道干部考核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四川成都力推基层履职重点转移，要求各区（市）县要把街道重点履职转移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并在中心城区乡镇和街道实行干部工作目标考核不再与经济指标挂钩。

6月5日，成都锦江区双桂路街道五福桥社区党委书记姚艳洪向记者谈起“转移”后的感受，一脸兴奋：“现在好了，跑经济变成跑基层，与老百姓距离更近了、感情更深了，街道干部自身的价值在为居民办事中得到体现，感觉浑身有劲，思想境界都高了！”

履职重点转移，搅活一池春水。一个个和谐的社区里，洋溢着邻里友善、家庭和睦的欢声笑语；平安有序的家园、细微的民生关怀，温暖着成都城乡百姓。融入、参与、共享，描绘出成都社会建设的一道道风景。

1. 重经济、轻管理、弱服务，基层政府职能重点“转移”势在必行

“在旧的考核体系中，对乡镇、街道的经济指标考核权重占50％左右。乡镇和街道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招商引资和协税护税方面，忽略了基层的服务职能，这并不符合乡镇和街道本身的职能定位。”成都市委目督办有关负责人说。2008年，成都市委、市政府把目光投向乡镇和街道工作目标考核工作，开始探索降低经济指标考核所占权重，将基层政府履职重点转向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更多地关注百姓对政府的满意度。

打破旧的考核体系和行政管理体制，先行先试的重任落到锦江区和武侯区。

“很多人不理解，认为这样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回想起三年多前的决策，锦江区委书记周思源坦言：“社会管理改革创新，当初阻力不小。”

双桂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吴文辉感触颇深。2008年初，双桂路街道协税护税的年度目标确定为1亿多元。“完成经济工作，意味着全年工作完成了七八成。”吴文辉说，经济工作上台阶，也就“一俊遮百丑”了。

“经济任务太繁重，街道干部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哪还有心思去顾及居民的需求？”姚艳洪是这一历程的亲历者。2008年前，她担任双桂路街道经济科长6年，她个人分担的协税护税任务每年递增，最高时达300万元，每年还要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几千万元，而街道办其他所有科室，科长要每年完成招商引资300万元以上，科员要完成100万元以上。 

2008年夏，成都市街道行政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锦江区在成都市率先取消街道招商引资、协税护税等经济职能，取消街道一级财政职能，街道支出纳入区级预算管理，由区财政予以保障。锦江区街道回归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本位，具体界定为推进社区建设、提供公共服务、保持社会稳定、加强城市管理等八项职能。

武侯区在13个街道成立投资促进中心，由区投资促进局负责业务指导，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承担街道经济发展任务，同时，各街道大力整合优势资源，组建起一支专业的招商引资队伍，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全员参与经济工作”、“人人从事招商引资”的传统工作模式。

锦江区和武侯区都以整合职能为重点，进一步调整优化街道内设机构，撤销街道经济科室，保留并加强城管科、综治办、城管治安综合执法队、司法所力量，进一步理顺社会事业科、社区建设科职能和工作关系，新成立街道公共服务中心、社会组织指导中心，通过调整内设科室，街道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得到充分保障。

2010年6月，在成功试点的基础上，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和街道工作目标绩效考核的意见（试行）》，街道重点考核城市管理、社区建设、社会稳定、社会保障等内容，取消经济指标考核。乡镇重点考核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社会稳定、社会保障等内容，逐步降低经济指标的考核权重，取消对财政税收、招商引资的考核。

由此，成都市的基层政府有序地走上了职能回归之路。

2. 以群众为中心定工作方向，“转移”促进了干部作风转变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

走进锦江区双桂路街道五福桥社区江东民居，感觉这是一个温馨快乐的小院落。院落虽然陈旧，却十分整洁，路面如洗，浓荫密布。小院内设有一个功能齐全的“居民之家”，不时传出欢声笑语，其间布置的议事茶厅、服务驿站、长者空间、社区书屋能满足居民们的多种需求，被他们称作“满意之家”。居民们争相告诉记者，这个“居民之家”浸透了社区干部的心血和智慧。

“基层履职重点转移以后，街道以群众为中心，围绕群众定工作方向。”双桂路街道五福桥社区党工委副书记岳雄告诉记者，他们以“社会管理最优、社区治理最活、社区服务最佳”目标为总抓手，把决策、执行的重心放在了解决好群众根本利益和合理诉求上。

服务居民，没有量化指标。办公地点从办公室转到居民院落，干部从坐等群众上门，到主动进院落、进家门，社区干部的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

“社区干部到院落楼栋转悠，开始群众还不习惯，看到我们来了，不给好脸色，天天混个脸熟，也就成了朋友。”姚艳洪书记说。莲新街道党工委书记黎焰飚说：“以前，每年为数亿元的经济指标伤脑筋，这几年，每天都要走进小区院落，为路灯亮不亮和自行车乱停乱放这样的琐事而操心。”

在武侯区红牌楼街道办，党工委书记杨苹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去年冬天，红牌楼街道的“网格人员”走街巡巷，发现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来自外地看守大门的杨大爷病危无人料理，便立即送往医院，街道办还四处筹资为他付医药费。杨苹说，如果没有“网格化管理”，杨大爷肯定性命难保。

“网格化管理”，是成都市街道社区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一个缩影。

武侯区黉门街社区面积0.7平方公里。有居民院落44个，常住户4300多户，常住人口1.2万人。社区把区域内的4000余套房子和街面划为8个网格，将8名综合服务管理员“前台”下沉到网格中，被称为“网格人员”，形成“网中有格，按格定岗，人在格上，事在网中”的责任片区包干负责制。同时社区工作站把原来的6个服务窗口整合为3个综合服务窗口，各窗口挑选一名熟悉工作、业务精练、综合能力强的人员作为“后台”综合服务管理员，专门负责采集信息的录入和分类管理等日常社会事务和处理综合性的社会服务工作。工作上“前后台互动”，“前台”综合服务管理员下沉到网格中，对各类信息“出门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收集的信息交给“后台”录入并进行分类处理，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处理。

“职能集中、平台前移”，公共服务机制不断完善，如今在成都的锦江、武侯、成华、青羊等各区已经不新鲜。

武侯全区三级（区、街道、社区）都建立了公共服务平台体系。目前，社保办理、《再就业优惠证》年检、生育证办理等89项与民生相关的服务事项已“下沉”到街道和社区办理。为了实现“靠前服务、贴近管理”，机投桥街道白佛村在村综合服务大厅内创新设立了“首席接待”岗位，每天由村“两委”干部作为首席接待员轮流值守，充分发挥其人熟、地熟、情况熟、政策熟等优势，帮助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专家号”。 

3. 矛盾化解更及时，社会管理更有效，“转移”夯实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石

在武侯区红牌楼街道办，记者看到一叠“网格问题发现报告单”，其中一张是由“网格人员”黄冀飞填写的， 5月23日，他发现武侯区置信路8号院一户139平方米的住房却居住了18个流动人员，影响周边邻居，存在邻里纠纷的安全隐患，社区干部及时进行处理，避免了问题的发生。不久前，红牌楼街道办下到社区的干部，在社区院落楼栋巡查中闻到异味，顺藤摸瓜发现了两个制毒的窝点，及时配合公安部门予以处理。

矛盾化解更及时，这是成都基层履职重点转移后出现的又一新变化。

成都各区市县普遍整合综治办、司法所、信访调处中心职能，成立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办公室，建立起街道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解决了过去条块分割、力量分散、效率不高的问题。通过事前介入、主动参与、强化配合、注重调解，使大量苗头性、倾向性的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实现了矛盾“发现得早、调解得好、化解得了”，80%的不稳定因素在村（社）就能及时化解，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村（社），大事不出街道。

走进一个又一个街道和社区，记者真切地感受到：成都力推基层履职重点转向之后，社会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保障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机制更加健全。

“有事就找张震寰。”从去年开始，在锦江区五福桥社区，居民都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张震寰律师调解工作室”赫赫有名，这是成都市第一个在社区成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此前，锦江区以政府采购的方式为辖区60个社区聘请了28名法律顾问。

锦江区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积极鼓励那些热爱公益事业、敢言敢管的社区居民，参与小区、院落社会治安防控建设，努力把民间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2011年，全区共调处化解邻里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362件，刑事案件立案总数连续9年下降。

在双桂路街道，“张震寰律师调解工作室”、“五福阳光演艺中心”、“牛沙物业中心”等一批社会组织为群众提供公益慈善救助、矛盾纠纷调解、文化体育、居家养老和物业管理等服务，提升了群众的社区认同感和融入度。

新都区在村级民主自治“村（社区）两委引导、议事会决策”管理模式基础上，聘请咨询顾问，按照严格的工作流程，科学把关，使村级集体资金每一分钱都用到群众心坎上，不仅花出了“明白钱”，还花出了“省心钱”、“放心钱”，这一社会管理创新方式深得群众认可。

成华区推行“流动调解庭”模式，改变以往传统的“坐堂”工作模式，将“调解庭”搬进社区、企业，走近当事人，为当事人参加仲裁活动提供现场立案、当场调解等便利条件。同时充分发挥信访、监察、仲裁三位一体的接待模式，指导基层调解组织对辖区发生的劳动纠纷，采取提前介入、就地化解的措施，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