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养被拐儿童引争议 应优先考虑儿童利益（2）

违法收养人上访遭逮捕

养育多年的孩子，突然离开自己，再也见不着了，德化县24个收养家庭的幸福生活从此被打破。

这些收养人中最早寻找到寄养家庭的连新忠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去年5月14日养子被警方带走后，他和妻子茶饭不思、无心工作，每天都在打听孩子的下落。两个月后，连新忠在县城一家超市看到了自己养子小明(化名)，让他惊讶的是，领着小明的竟然是他的邻居郭伟贤，他们同住一条街，直线距离不过300米。

后来，郭伟贤告诉连新忠，其实小明被解救后第二天就寄养到他家。领走小明时，民警曾特别交待郭伟贤：前3个月最好不要带小孩外出，以免被原买主认出。

“当时孩子一看到我，就哭着喊我爸爸，抱住我不放。”连新忠转过身，抹了抹眼泪。

连新忠伤感地说，从那次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小明了。他曾上门寻过几次，但每次都吃闭门羹。再后来，郭伟贤一家竟然搬家，至今不知去向。

在这些收养家庭中，最受关注的是林贻淼的遭遇。这位42岁的福建闽清人，在德化生活了十来年，靠收购鸡鸭并宰杀贩卖为生。2008年4月，他花了4万元从永春买了一个男婴抚养，并取名落户。

2011年5月13日，德化警方通知林贻淼带小孩验血。随后，5岁的小孩被交给德化县浔中镇彭某寄养。林贻淼发现，彭某虽然与丈夫离婚，但仍然住在一起，而且之前已经收养了一个5岁的女儿，“根本不符合寄养条件”。

与其他收养人一样，林贻淼认为“2011·1·14”打拐专案中被解救的儿童被违规安置，要求继续抚养被解救儿童，于是他们选择向有关部门信访。

蹊跷的是，在去年11月1日，林贻淼被德化公安局以“谈计生”的名义带走，旋即被警方以涉嫌盗窃罪刑拘，并于去年12月8日被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批准逮捕，至今被羁押在德化县看守所。

记者了解到，该案在移送检察院起诉后，于3月8日被退回补充侦查。5月4日，林贻淼家属又接到德化检察院通知，因该案案情复杂，决定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半个月。

“我弟弟被抓后，公安局曾多次打电话给我，叫我让律师劝弟弟承认有罪，然后就可以取保候审，但他真的没犯罪，叫他怎么承认。”林贻财说。

应优先考虑儿童利益

买卖儿童，有违社会秩序，有悖人间伦理，理应给予法律制裁。让被拐儿童早日回家与亲生父母团聚，则是打拐行动的根本，但目前困扰“打拐难”的主要症结，恰恰是“寻亲难”问题。

“无论是被人贩子抢抱的、还是由狠心父母卖出的，经过几道转手，到了买家手中，大部分孩子的身份信息基本消失殆尽，被拐卖儿童能够幸运回到父母身边只是很小的比例。”泉州市公安局打拐办相关人士介绍说，要想沿着拐、卖、运、销一体的贩婴链，最后将解救出来的孩子送回到父母身边，很多时候堪比蜀道还难。因此，如何安置好找不到亲生父母的被拐儿童，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记者从泉州市公安局打拐办了解到，除了德化这次解救的24名被拐儿童是由计生部门重新安排寄养外，泉州警方历次解救的被拐儿童都是寄养在原买主家，包括去年公安部督办的“2011·2·21”特大拐卖儿童团伙案，泉州下辖的永春县公安局解救的10名被拐儿童，也都是寄养在原买主家。

事实上，德化安置被拐儿童之所以引起争议，就是许多原买主认为，从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他们才是最合适的寄养家庭。他们表示：“大人违法了可以惩治我们，但小孩是无辜的。”

德化县政府一位不愿具名公职人员向记者透露，其实县里也有一些领导对“2011·1·14”专案组解救的被拐儿童的安置方式有不同看法，认为此举不利被拐儿童健康成长。

“有些寄养家庭被原买主知道后，为了躲避其探望四处东躲西藏；有些寄养家庭之前没有与小孩建立感情，认为这些小孩的未来还不确定，说不定哪天就要归还给他的亲生父母，因此很难做到尽心抚养。”这位公职人员说，政府考虑安置被拐儿童时应慎之又慎，要尽量减少对小孩的二次伤害。

南安市社会福利中心暂时寄养了德化县解救出来的两名被拐儿童，该中心主任李惠琼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两名小孩自今年2月被送到福利中心后，性格就比较孤僻，不爱讲话，也不爱和其他孩子一起玩。

“福利中心只是被拐儿童临时的避风港湾，我觉得，最好的安置方式就是让被拐儿童回归家庭。”李惠琼说，福利中心收养的大多都是残疾儿童，被拐儿童要是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对孩子的成长肯定不利。

李惠琼还告诉记者，这两名小孩的原收养人会经常过来探望，每次探望结束后小孩都依依不舍，“这种渴望亲情的想法让我们看了也很揪心”。

李惠琼认为，与其他国家的儿童拐卖不同，中国大多数的儿童拐卖用于家庭抚养，因此，在保证打击刑事犯罪效果和保障儿童最大利益两方面不能兼顾时，儿童利益最大化应优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