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海峡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与学术交流（4）

下面讲第三个大的问题，两岸学者的学术交流及其影响。

过去由于各个方面的种种原因，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前，不仅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交往非常少，而且与台湾之间的学术交流也显得非常封闭，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改革开放之后，中外学术交流越来越密切，不少国外学者来华访问，许多近代史研究者也纷纷走出国门，到欧洲诸国参加学术研讨会和从事研究工作，不仅收集了在国内难以看到的重要史料，而且得以借鉴西方某些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开拓出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在此背景之下，海岸两岸的学术交流也逐渐在80年代开始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在经历了起初谨慎与防范的接触阶段之后，到90年代逐渐频繁。现今我们两岸的学术交流已经是十分密切了。

（一）芝加哥会议的首次对话。这是海峡两岸学者第一次面对面的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其讨论的具体问题，正是两岸史学界都十分关注的辛亥革命史。可以说，辛亥革命史作为两岸非常重视的一个特殊研究领域，它的发展不仅对促进两岸各自史学研究进步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打破两岸长期对立的尖冰，开启我们两岸的学术交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海岸两岸都举办了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而且也都邀请了世界各国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但都没有邀请对岸的学者出席。有鉴于此，日本的一些著名学者，他们号召台湾海峡两边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学者，以个人资格参加会议。于是，1981年的10月下旬，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东京国际学术会议，以辛亥革命与国际关系为主题，盛情邀请世界各国以及海岸两岸学者出席这次会议。应该说两岸的史学界，乃至于官方对此都非常重视，也非常审慎。中国大陆学者有5位，中山大学陈锡祺教授，已经去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绳教授，也已经去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宗一教授，也已经去世了。还有两位健在的，一位就是我的老师章开沅先生，还有一位就是金冲及先生。这5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辛亥革命史的知名学者，提交论文参加了东京的这一次会议。因为非常重视，挑了我们最知名的学者去参加这一次会议。因为带有打擂台的性质，看哪边的论文写得好。台湾原先也曾确定了5位学者出席这一次会议，而且也都是重量级的知名学者。但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最终台湾学者没有出席，使日本和世界各国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都深感遗憾。但是台湾又觉得不去出席，好像是不是就打了败仗，所以他们台湾又和另外一个日本的学术机构，在横滨召开了同样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研讨会。尽管东京的这一次会议，没有达到使海峡两岸学者共聚一堂的目的，但是日本还有美国学者，仍然没有放弃努力，特别是1981年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始公开出版《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第一卷。台湾学界和政界当时都非常关注，当中国大陆宣布要编写中华民国史的时候，台湾的学界和政界都感到不安，他说他们为什么要来编写我们的历史，他们到底会怎么编呢，他们非常的关注。所以他们也急于想了解，我们大陆是如何编纂中华民国史的，也想有一些渠道来接触。1982年4月，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第34届年会在芝加哥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这个特别会议叫做“辛亥革命和建立中华民国：70年后的回顾”国际学术研讨会，再一次的邀请海峡两岸学者来参加。台湾方面经过郑重研究没有表示拒绝，于是大陆方面的胡绳、章开沅、李宗一、李泽厚、赵复三5位学者，台湾方面的秦孝仪、李云汉、张忠栋、张玉法、林明德5位学者，其中秦孝仪当时是深得蒋介石赞赏，他当时担任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的主任委员，他是担任的台湾代表团的团长。通过这一次会议，两岸学者终于在隔绝了30多年之后，第一次实现了聚集一堂，面对面的坐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的愿望。但是在对立尚未消除的情况下，两岸学者在首次交流时都非常的慎重，台湾方面似乎更加谨小慎微。

由于是两岸学者第一次在公开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正式对话，而这次会议广受瞩目。虽然两岸学者有关辛亥革命的小组专场讨论，只安排两岸学者的讨论，而且时间安排比较晚，是晚上9点钟。但可容纳500、600人的大会议厅全部爆满，阶梯过道的地毯上都坐满了人。会议举行的方式也有一些特别，先由外国知名学者对两岸学者提交的论文逐一进行评论，然后由双方推举一个答辩人作出回应。

我们这一方的观点，大家都非常熟悉，那就是说辛亥革命是阶级革命，代表台湾方面的张玉法先生，坚持认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是全民革命。他当时说孙中山所有的讲话和文字记载中，都从来没有说过他领导的这个革命只是为资产阶级谋利益，他是为整个中国各个阶层的，是除了革命对象之外的所有人民，所以是全民的革命。后来海内外近代史学界对这一争论有一种说法，叫做“章张论战”。两位学者都姓张，而且两位学者确实是代表了海峡两岸的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中最高学术水准的学者之间的这样一个对话。当然也有一些外国学者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中国史学”不同观点的论战。但后来章开沅先生曾经说明：“平心而论这次讨论不算深入，争辩也并非激烈，双方都彬彬有礼，保持相当的克制，其实东道主的指导思想，本来也是如此，心平气和的讨论学术问题，这本身就是一大突破，主办者非常担心激烈的争论会引起感情上的伤害，所以限定两岸学者答辩发言5分钟，自由发言2分钟，很难有所展开。但是会场的情绪倒是始终热烈高昂，很多听众都是从外地赶来参加此次盛会的。会后，海内外许多中文媒体都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报道，有的是比较客观的，有的则明显的反映出政治倾向，尤其是台湾的报道，对于资产阶级革命说，多有曲解。于是章开沅先生后来又专门撰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做《关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兼答台北学者》。这篇文章发表在《近代史研究》杂志。芝加哥会议两岸学者的初次对话，难免存在紧张成份，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个时候，海峡两岸还是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但时过境迁，10多年后两岸参加此次会议的学者再一次见面，他们相互之间戏称为芝加哥的老战友，相互把酒忆旧、笑谈尽欢，同胞情谊毕竟超越了历史恩怨。

（二）两岸学术交流的直接进行。1980年代芝加哥会议是两岸学者的第一次正式对话，但是两岸之间的直接学术交流，却仍然没有正式开启，直到80年代末开始陆续有台湾学者到大陆访问。1990年的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首次邀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三位学者出席。1991年8月，美国和日本学者在檀香山举办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学术会议，两岸各有10位学者出席。当年在芝加哥会议上出现的紧张乃至对立的气氛，已经明显减缓了，两岸学者相处甚欢。同年10月，在湖北武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学术研讨会。张玉法等3位台湾学者应邀提交了论文，其中有两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到90年代初，大陆学者也开始应邀赴台湾出席学术研讨会。1992年5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召开“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我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长张海鹏等3位学者应邀出席会议，这是大陆学者第一次出席在台湾举办的学术会议。这引起了台湾媒体的关注，报道不少。另外海岸两岸相关学术机构还开始联合举办以孙中山为主题的学术会议。1992年6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孙逸仙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这是海峡两岸学术单位第一次联合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两岸史学界学术交流的另外一个突破是，1993年8月台湾政治大学克服了很多困难，聘请了章开沅先生担任客座研究教授。章先生不仅定期为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三民主义研究所的研究生授课，而且相继在台湾的中研院、台大、东吴大学、中央大学、东海大学、中心大学等大学、科研机构讲学、做报告，受到普遍欢迎。这也使台湾史学界对大陆学者有了更深切、更具体的了解与认识。章先生是台湾的著名大学聘请大陆学者作为客座教授的第一人，在当时开启了两岸学术交流的新形式。在那之后，政治大学和其他一些著名大学又继续不断的聘请更多的大陆著名学者来台担任客座教授。

2001年在大陆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10多位台湾学者来出席这个会。同一年台湾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会议，也邀请了15位大陆的学者去参加。另外，其他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也都越来越频繁。关于海岸两岸史学研究者学术交流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进程，台湾的一位叫蒋永敬的资深学者说，讲到我们两岸辛亥革命研究的交流，可以说是从辛亥革命70周年开始的，对于那一年，我有四个字形容，就是“交而未流”，而现在是“又交又流”。

到了80周年之时，两岸的交流比较进步了，1991年是“交而未流”，台湾学者到大陆来，参加了在武昌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学术讨论会，但是大陆学者不能到台湾，所以我认为是交了但是没有流，没有双向的流。到90周年的时候，情形完全改变了，我们是又交又流。台湾的一位资深学者，还希望能够坚持参加我们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纪念。很可惜，现在有些很知名的学者都已经去世了。我和章开沅先生、金冲及先生在上个月底去日本参加在神户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紧接着又在东京，那个规模更大，而且前首相福田康夫、村山富市都出席，并且致了开幕词。我们章先生和金先生都在会上做了主题报告。

辛亥革命100周年即将来临，两岸毫无疑问都非常重视，都在积极筹备各个方面的纪念活动，包括出版一系列有关辛亥革命的新成果，两岸的学术与文化交流也会更加密切。当然了台湾方面更强调的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为纪念中华民国建立100周年，台湾官方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建国百年筹备委员会来统一筹划相关各项活动，包括会聚台湾的重量级学者来编写多卷本的新的《中华民国发展史》。据台湾《联合报》的报道，2010年的5月，台湾当局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大会，台湾基本上高层领导都出席了。马英九在这个会上表示，建国百年活动可当作为期一年的台湾博览会。因为那个时候大陆正在热火朝天办世博会，这足见其重视程度。尽管台湾方面声明，两岸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大家各办各的，官方互不合作。有舆论呼吁，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民进党说国民党被统战了，所以马英九表示大家各办各的。他还强调编写《中华民国发展史》，要体现“中华民国在地化的转型史观”。台湾有些文字的表述，我们还是不太熟悉的，比较多的是“在地化”，都是讲台湾的本土化怎么怎么样的，他要用一种新的转型的，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是怎么“在地”转型的，用这一种史观来编写中华民国发展史。

不管怎么样，马英九同时还表示，对于两岸民间的自行合作，政府的立场是不介入，但是乐观其成。实际上两岸围绕着辛亥革命的主题，以民间的名义开展的很多交流与合作，包括筹备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展览，包括两岸四地的大学生围绕着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孙中山的辩论赛等等均已紧锣密鼓地进行。可以相信，到了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两岸之间不仅仅是在学术界，而且在更多的领域、更多的方面都会有更多的学术与文化交流活动。

好，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