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海峡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与学术交流（3）

下面讲第二个大的问题，后30年两岸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与变化。

（一）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兴盛。文革结束之后，长期制约历史学研究的“左”倾思潮的影响，逐渐被清除，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有了宽松的环境。以往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期被视为禁区的某些领域和课题成为许多学者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新观点、新见解也层见叠出，新领域、新课题被不断的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很快趋于兴盛。辛亥革命史甚至可以称为这一时期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突出，甚至在相当的程度上引领了改革开放之后大陆新史学的发展变革。章开沅教授在1979年初也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这篇论文，大声疾呼近代史研究者应加强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探讨，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诬陷不实之词，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全面的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这篇论文发表之后，不仅在国内史学界，而且在海外学者中也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美国学者将这篇文章译成英文发表，认为这篇文中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史学界研究近代资产阶级的新动向。在1980年代，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受到海内外史学界高度重视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尤其是在80年代初，出版了由章开沅、林增平两位先生主编的三卷本的《辛亥革命史》，这本书是世界上第一部深入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综论性的大型著作，受到普遍的好评。国外的学者认为，这一著作参与编写的人数众多，材料极为丰富，涉及问题十分广泛，可视为3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最能体现目前辛亥革命史的观点、方法和水平的皇皇巨著。

台湾的学者，虽然认为这部书的材料选择及章节安排不平衡，而且他们不同意辛亥革命是一个失败的革命，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论，但是也承认，在所有有关中共的辛亥革命的学术论著中，这是篇幅最大、资料最丰，最具学术形式的一部，从世界史学的眼光看来，也是篇幅最大、最有系统的一部书。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虽然自从70年代以后，就发展迅速，成果众多，但是令人有些不解的是，他们始终没有出版一部综合性贯穿性的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一直都没有出版这样的一部书。在这个方面，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很快就超越了台湾，不久之后金冲及、胡绳先生合作的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也陆续公开出版，另外还出版了李新等学者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的同仁、学者们集体撰写的《中华民国史》，这些成果都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关注。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除了通论性的著作之外，各种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也为数甚多，比如与辛亥革命密切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的研究，包括年谱、传记、评传、研究等形式出现的著作多达80余种，涉及的人物有主有次，有正有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教育、外交等等各类人物，研究的范围可以说是大大的拓宽。对于其他专题的研究，如政治制度、政治事件、革命团体、立宪派与立宪运动，还有清末新政，资产阶级、商人社团，包括海关、租界、通商口岸、社会风俗等等这样一些领域，都有多篇的论文予以论述。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代，大陆发表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总计有5200篇左右。1980年代这10年的论文总数是前30年的10倍。与此同时，众多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也大量出版，例如重要人物文集、史料集，有《孙中山全集》、《黄兴集》、《章太炎全集》等11种，重要的文献资料有《临时政府公报》、《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等，专题性的资料则有《盛宣怀系列专题档案汇编》、《辛亥革命前10年间的民变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等等，另外还有《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还有《英国蓝皮书有关于辛亥革命资料》等外文资料书籍，在这个时期也得以翻译并出版。另外在大陆还迅速出现了多个以辛亥革命史为重点研究内容的学术单位，各自会聚了一批研究队伍，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所，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以前称历史研究所，在2000年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另外还有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孙中山研究所，这些都是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人员相对较为集中，成果比较丰富的研究机构。另外还建立相关的跨区域性的研究学会，比较有影响的是1979年成立，并且延续至今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以前一直是章开沅先生担任会长或者是理事长，后来因为年龄已经比较大了，所以由我来接任他做这方面的工作。另外我们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创办了大型的学术期刊，《辛亥革命史丛刊》、《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史动态》等等期刊杂志。我们在研究会成立之后的30余年当中，多次参与或者是举办学术研讨会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活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学术影响，受到海内外近代史学界的好评。从前年开始，我们又开始积极参与筹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我们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单位，已经多次的一起商讨开展相关的学术的活动，从事学术研究的规划。前几天，刚刚在中山市，就是孙中山的故居，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和中山市一起举办了一个“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的一个小型的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我们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学者，在一起共同探讨怎么样进一步开展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是为了今年我们要举办高规格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做一些准备工作。

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是孙中山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曾经多次举办高水平学术研讨会，对于推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部门，包括我们的民主党派，比如我所在的民革中央就有一个孙中山研究会，还有辛亥革命史的一个研究会，也组织了很多的纪念学术活动，定期举办有影响的学术研讨会。总之，这一时期大陆各方面情况，都表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主要的表现是：研究者队伍壮大、思路开拓、方法更新，召开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会议，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新意的论文，还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从而使辛亥革命研究逐渐成为历史学科众多分支中的一门显学。到了1990年代以后，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仍持续发展，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专题探讨，都取得了令国外学者十分重视的一大批成果，论文则几乎是多不胜数，涉及资产阶级各个方面的内容。例如近代中国商会与其他商人社团研究的开拓，是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大陆史学界对于近代商会较为系统的研究，虽然发端于80年代中期，比国外晚，但是我们的进展相当迅速，视野也日益扩展，除了发表众多专题论文之外，还出版了若干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我本人就是从辛亥革命时期商会的研究进入到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中来的。商会是清末由工商业者成立的一个新型的商业团体，在当时对于聚合分散在各行各业的工商业者，使他们凝聚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一个整体，能够在当时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突出的作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前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忽视，或者是研究比较少。我们在80年代开始这方面的研究时候，因为我们挖掘了大量的商会档案，所以我们做出来的研究成果，一下子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高度的关注和重视。我们除了发表众多的专题论文，我们还出版了好多本有影响的学术专著。

因此就总体而言，1990至1999年，这一个10年我们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还是在以往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发展。这10年发表的论文数是4400篇，虽然比前10年有所减少，但是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论文数量当中仍然是占比较大的比例的。而且有关辛亥革命史的学术著作的出版是呈上升的趋势，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多有新意，具有比较高的学术的价值。另外这一时期在大陆各地举办的有关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学术讨论会，多达近20次，体现出相关研究的持续活跃与发展。在研究领域方面，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除了对一些老课题开展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外，比较突出的是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进行广泛的探讨。这一时期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本身，而是扩展到辛亥时期或者这一时期前后的诸多的领域，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转变为辛亥革命研究。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跳出辛亥革命史来研究辛亥革命，这都是辛亥革命研究或者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断发展深化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当然，毋庸讳言，任何一次历史事件，即使是像辛亥革命这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很难一直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点。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后的发展高潮之后，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进一步发展势头也有所减缓。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兴趣转向了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其他的新的研究领域。也有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在时段上明显的向晚清或者是民国上下推移。从表面上看，集中研究辛亥革命的成果比以前减少了，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一种变化也对辛亥革命史研究具有上下延伸与横向贯通的积极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分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加入到文化史或者经济史、社会史研究的探讨，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把比较广阔的视野与比较连贯的史实带回到辛亥革命史研究当中来。事实也是如此，包括我所在的研究所，将近20位研究人员，前些年都是研究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但是近两三年又回归到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当我们用更广的视野、更长的时段来看辛亥革命的影响，我们会有许多新的认识。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大型的集体研究的项目，就是“辛亥百年的记忆与诠释”。不同的政府、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派、不同的界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对于辛亥革命有着各自不同的记忆、不同的认知、不同的诠释，同时也有不同的影响。我们从这100年这样一个长时段来考察，可能会更加清晰或者更加准确地看待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与影响。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见解、不同的学术观点，在一个包括价值观都是多元化的时代，特别是在网络极其发达的这样一种情形下，都可以自由表达和交流。

（二）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发展的减缓。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1980年代仍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持续发展，在相关著作的出版方面，各种专门的著作不断推出，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也陆续问世。80年代上半期台湾史学界还密集地召开了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召开，本身就对促进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会议结束之后，又都出版了学术价值非常高的多卷本的论文集。另外，还有一些专题论文集也相继的出版。这些文集收录了大批台湾学者有影响力的专题论文，具有很有参考借鉴价值，如这一时期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研究在台湾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但是从8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明显减缓。据不完全统计，1990至2000年的台湾学者发表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总计只有53篇，平均每年只有6篇，2000年2008年，这是最近的更加减少为17篇，平均每年只有2篇了，而大陆1990到2000年发表的论文是4000多篇，所以它这个减缓的是非常明显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学术研究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之外，19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逐渐的式微，与台湾的政治转型加快，本土化的影响和冲击力加大有直接的关系。简言之，台湾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经历了70至80年代迅速发展之后，在90年代逐渐出现开始萎缩的状况，一方面是学术研究阶段性发展特点所至，在高潮之后必然会有一段低潮期，但另一方面，台湾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也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式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登辉执政之后，在各个方面逐步推行本土化政策。2000年以后民进党执掌政权，更是加速的实施从政治到文化的去中国化政策，以至中华民国是视为外来政权，中国历史被视为外国史，同时从政治、经费等方面大力支持台湾史研究。受其影响，台湾的许多学术机构和学术发展计划，都大规模的向台湾史倾斜，就是台湾的数学研究，集中都去做台湾史。中国史研究，明显的面临着被边缘化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当然就难以发展，只能是趋于萎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