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海峡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与学术交流（2）

（二）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与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停滞。1960年代上半期海岸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虽然仍处于隔绝的状态，但却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突破原有研究范式的新趋向，台湾方面国民党在台统治渐趋稳定，特别是它的经济开始快速的增长，学术研究也逐渐步入正规，尤其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主体的新一代台湾近代史学者开始崛起，加上他们获得了美国一些基金会的常年的资助，研究的经费比较充足，而且开始得以走出台湾，远赴美国深造或者是从事研究。了解到西方的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状况，从而视阈大开。在此情况下，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新的发展。大陆方面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从1961年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活动，以及首次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的召开，随后又公开出版了近50万字的会议的论文集，明显的促进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日趋活跃，并开始出现某些突破原有研究格局的趋向。在台湾出版的有一本书，书名叫6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这本书中，对这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颇有好评，认为它标志着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由过去以政治史为主流的现象，转入经济史及社会史之研究。日本学者也视之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史之划时代的论文集，这一时期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以及各省市，乃至一些县级的有关单位，编译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等口述资料，加上许多地区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陆续出版，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那么与此同时，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也逐渐的拓宽，特别是对辛亥革命时期经济背景和阶级关系的探讨，包括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研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性格的考察，对于资产阶级内部阶层区分的探讨，对于辛亥时期农民问题的研究，对于资产阶级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以及对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和政治团队阶级属性的分析。此外还有对辛亥时期的新军会党反满问题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的一些研究的课题，甚至在当时台湾史学界的研究当中，还尚未涉及。

如果这种趋向能够得以顺利的发展，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随后也很可能会取得更加值得重视的新的突破，但是令人遗撼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几年之后这一可喜的发展的势头，就中断了，而且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随后进入了长达10年的停滞期。以研究辛亥革命史著称，并在当时有切身经历的大陆学者章开沅教授，同时章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他曾经感慨的说，从60年代初期的形势来看，辛亥革命史研究本来可以，也完全应该有一个较大的突破，就在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处于10年停滞的时期，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明显超过了大陆，其具体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各方面的客观条件日益改善，比如说相关研究机构进一步扩充，并不断有新的机构建立，除了前面提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已成长为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中坚力量。另外还有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济南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实际上有很多学校，1949年都在大陆，然后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他又重新在台湾建立了这些同名的一些学校。这些许多名校都设立了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也有不少成为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新机构，会聚了一批研究队伍，尤其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等高校的历史研究所，在70年代末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些著名的学者，合作培养研究生，由此培养了大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后备人才。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他是不招收研究生的，所以他们很多著名的学者，培养研究生都是在一些著名的大学，作为兼职教授，在那里招收指导研究生。另外相关资料的整理与开放，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原有的国民党的党史会还有国史馆，联合成立了中华民国史，中国民国史料研究中心。还有经济部于1970年前后，将他收藏的水利、资源、农村三个委员会的清末明初档案，移交到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整理之后向研究者开放，推出了一大批相关的成果问世。第二，取得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许多大型资料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版，包括《革命文献》、《中华民国史料从编》，《中华民国开国50年文献》，《中华民国大事纪要》，《国民政府公报》等。除了资料以外，研究性的成果也比较多，比如人物研究方面有《国父年谱》的增订本，《国父孙中山先生传》等著作。值得重视的是其他的人物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问世，比如说《黄克强先生年谱》，就是黄兴，《胡汉民先生年谱》，《宋教仁之民主宪政的先驱》，还有《蔡元培与辛亥革命》等等。第三是专题研究方面的成果也令人瞩目，尤其是辛亥时期的立宪运动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突出。有影响的著作，如《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等等著作，还有研究清末的资政院、清末各省的谘议局和民初省议会的系列论文。这些成果一经问世就颇受关注，甚至对于1980年代大陆的立宪运动研究也有明显的影响。团体研究的专著，主要有《清季的立宪研究》、《清季的革命研究》等等，反响比较大。另外还有一批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经济、社会问题以及探讨各地辛亥革命的论文发表，这10余年间，一批研究生，就是台湾的一批研究生撰写的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博士与硕士论文，也在选题方面多有突破，学术水准同样值得重视。值得一提的还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在70年代中期以后，开展中国现代化之区域研究，1860至1916的研究计划是一个大的计划，所取得的重要的系列成果也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与好评。这一项研究是采用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清末明初中国沿江沿海近10个区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入探讨，先后出版多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很有参考借鉴的价值。虽然说论述的时间范围是从1860年到1916年，但是这恰好可以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分析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考察辛亥革命的地位与作用。这也大大的促进了相关地区辛亥革命史的个案研究，比如江浙、两湖，两广分区域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成果大量增加。

我们大陆学界后来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开展了中国近代化或者叫做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我们的研究应该说叫做台湾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而且从台湾的这批研究成果中得到了不少的启迪，当然我们也有很多方面，超越了他们的研究。最后一个表现，这个时期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在许多方面，明显的突破了以往“正统学派”的传统研究格局，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向，对于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这一新的发展态势，学界也十分重视。有的评论曾经指出台湾一地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发展可分为三大阶段，其研究的趋向是由“正统学派”之研究的一元化为中心，逐渐的转为研究多元化之发展，也就是有关课题之扩充。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正是随着其研究之不断的精进，终于能够自成局面，我们大陆学者也认为，这一时期的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可说是出现了多元倾向。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这一发展变化，与当时台湾整个史学研究的变革是紧密相关的，在大陆史学界与西方学术研究完全隔绝之际，台湾的学界已开始与西方的汉语研究专家有所交流，而且不断有学者赴美国留学，或者从事学术研究。在研究理论和方法等许多方面，他们都开始受到西方的影响。1960年代末，即有台湾学者指出以往历史学研究中的缺陷与不足，这当然针对他们台湾的历史学研究中的缺陷与不足，提出应该扩大史学研究的事业，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理论，来改变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从而促使台湾的整个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在此之后辛亥革命史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逐渐的摆脱传统学派的束缚，呈现出多元化的新的发展。这一时期早先的正统性研究成果，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但是相对于以往而言，做出的评价却比较平实客观，学术性更强，政治性则开始有所减弱。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辛亥革命史研究，一元化时代不能入流的很多研究内容，都逐渐的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成为这一时期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反映。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这与同期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与整个学术发展的停滞，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反差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