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海峡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与学术交流

（本稿未经报告人审核。作者观点不代表宣讲家网立场。未经宣讲家网站同意，请勿转载。）

提要：近60年来海峡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30年，两个明显不同的历史阶段。前一阶段两岸学者互不联系，各自对辛亥革命史开展研究。在台湾经历了从“正统学派”之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的发展变化，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与同期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发展缓慢乃至停滞，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反差与对照。后一阶段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趋于兴盛，一度成为历史学科众多分支中的一门“显学”，台湾相关研究则明显趋缓甚至萎缩。海峡两岸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既存在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后一阶段随着两岸学术交流的开展，相互之间还隐然出现了竞争的局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辛亥革命史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一段时间是海内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显学，也是海峡两岸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尤其是自1980年代以后，在辛亥革命70周年、80周年、90周年纪念之际，海峡两岸都同时举办有世界各国众多著名近代史专家学者出席的高规格、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类似的情形在海峡两岸的其他学术研究领域中，都是极为罕见的。从1950至2010这60年间的海峡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发展走向上，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与看法，也是如此。两岸的学者甚至还曾经就个别问题进行过较为热烈的学术争论，其影响也超出了史学研究的范畴。就海峡两岸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交流而言，在我们所讲的这60年的时间内，大体上恰好可以分为前后30年，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前一阶段是两岸学者相互隔绝，各自独立展开研究，基本上没有进行学术交流，甚至还相互保持着某种对立的状态。后一阶段，则日益打破隔绝两岸学术交流的坚冰，学者之间在各种场合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然存在一种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但是对于促进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与影响。下面就分为前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对于近60年来海岸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与学术交流的发展历程与特点做介绍。

先讲第一个大的问题，前30年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及其特点。

1950年至1980年，两岸学者互不联系，各自独立对辛亥革命史开展研究的历史阶段，也明显呈现出各自的一些研究特点，但是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相似之处。

（一）“正统学派”与“新正统学派”。这里所讲的所谓的“正统学派”与“新正统学派”，主要是西方史学界针对海峡两岸1950至1960年代初，辛亥革命史研究发展状况的一种称呼，并不是当时两岸史学界的共识，或许有些学者并不接受这样一种说法，我这里也是打引号的，引用了“正统学派”与“新正统学派”的这样一种称呼。具体来说，“正统学派”指的是这一时期的台湾近代史学界，而“新正统学派”则是指大陆近代史学界，当时两岸之敌对状态非常的明显，学界没有任何的交流，连相互之间的研究成果也很难看到。因此也根本不可能达成某种共识，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正统学派”地位，实际上早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期就已经建立，只不过是在此之后，又在台湾继续得以延续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建立全国性政权，南京国民政府之后，通过所掌握的政治文化资源，大力宣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缔造了中华民国，以中国国民党所组织之合法政府为正统，随后相继建立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和国史馆，从事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史料整理及研究工作。其辛亥革命史研究成果，以及与之相吻合的其他的著述，也自然而然的取得了正统地位。“正统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或者是自身就曾经参加过国家，或者是与国民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整体说来这一时期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著述，多数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打上了国民党正统史观的烙印。其组织源流是以新中会中国国民党为正统，其革命领导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一党一人划线，衡量是否、褒贬人物。曾经有一本书，作者叫曹亚伯写的《武昌革命真史》，在这本书当中由于突出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历史功绩，在当时一度被国民党政府以不符史实为由予以查禁。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为了配合所谓的反攻大陆，仍然继续加强国民党统治正统性的宣传，同时原在大陆的“正统学派”的主要代表性学者，也都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国民党很快在台恢复建立党史会、国史馆，并于1955年在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是国民党以前统治大陆的时候就已经建立的一个研究机构，然后到了台湾）创办了近代史研究所，开展孙中山辛亥革命以及国民党党史的研究。

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政治背景之下，当时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依然基本上沿袭了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所谓正统观念，由此原有“正统学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得以继续发展。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立了新政权，历经将近10年时间，逐渐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确立了被西方史学界所称的“新正统学派”。1949年以前，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曾经出版过一些有关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著作，但在当时处于非正统地位，影响并不大。中共建立新中国之后的最初几年，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成果比较少，是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冷落的时期，由于当时政权初建，百废待兴，政治形势仍然严峻，加上朝鲜战争区域紧张，1951年10月，辛亥革命40周年纪念之际，中共没有举行纪念活动。1955年是孙中山逝世3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预示着大陆新政权对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重视。1956年中共举行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活动，毛泽东主席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全国各地同时都举行了纪念孙中山的活动。在此前后，董必武、周恩来、朱德等其他中共高级领导人，也做了很多相关的论述。此后史学界也开始重视对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1961年不仅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而且在武汉举办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首次全国性辛亥革命学术会议。对于促进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批有影响的资料及专著、论文陆续出版和发表，标志着中国大陆方面，辛亥革命史研究“新正统学派”的确立。

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无论是台湾的“正统学派”，还是大陆的“新正统学派”，对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台湾方面的研究，在内容上虽逐渐有所扩展，但仍然是先前受政治因素左右所形成的“正统学派”居于主导地位。有的学者说，这种情形是在思想内容上可以说是正统观念，在方法上可说是史料学派的延续，当局是辛亥革命为其一党所得专享的荣耀，坚守数十年一以贯之的正统解释，对于非同盟会国民党的人物，有些是立宪派，包括在思想、文化方面颇有建树的梁启超，都一概予以冷漠。那么在这个时期，大陆方面“新正统学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也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制约，比较强调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的影响，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与作用。尽管在1960年代初期，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得到发展，尤其是刚才提到的1961年那一次学术研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提交这次研讨会的论文，学术水平比较高，涉及的一些研究的方面，也比较宽，但是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总体评价上，一直是以政治纪念中的一些基调作为主导。那么在研究的主题方面，这一时期两岸的相关研究也都是以辛亥革命重要人物为主，而且在作出评价时，难免溢美拔高。其中最为集中的就是孙中山，其次则是同盟会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对于其他所谓非主流人物探讨比较少，这一点在台湾更为突出，1950年代，台湾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这类作品，在某些方面难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溢美之词，或者是忌讳之处。到1960年代，立宪派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抵制美货运动收回路权运动等等，才逐渐引起了一部分台湾研究者的重视，并取得了一些相应的成果。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多少也是存在着类似的一种情况，如同有学者所指出得那样，第一，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第二、研究政治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第三、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第四、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这是四多四少，概括了当时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存在不足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另外海峡两岸官方与史学界虽然都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各自的着眼点却有明显的不同。台湾方面强调的是辛亥革命肇建中华民国与孙中山无可替代的国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处处凸显其正统性与合法性。我们大陆方面，是强调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其重要地位与作用，应予充分的肯定，但是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最终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借鉴了辛亥革命的宝贵经验教训，完成了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革命任务。那么在西方以及港台学界看来，这样一种新的解释体系，也难免蕴含着论证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意味，这是西方学者对我们的辛亥革命的上面所讲的，这样一些解释的一些体系，他们认为也有这样一个政治的一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