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乌坎危机
除了推进以行政体制为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汪洋另一个获得外界肯定的方面是对乌坎危机的成功化解。
位于粤东汕尾市辖下的县级陆丰市的乌坎村由7个自然村组成,共计1.3万多人,原有9000亩土地,但去年9月,却发生了村干部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集体土地6700多亩卖给地产开发商牟取暴利、中饱私囊群体性事件。
在事件一触即发即将演化成更大的社会问题时,以汪洋为首的广东省委成立工作组,由省委副书记朱国明带队进驻乌坎村,表示要以最大的努力、诚意解决村民的合理诉求,尽快恢复法制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
随后,广东省委工作组肯定了乌坎村群众上访事出有因,大部分诉求是合理的,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可以理解。此举受到乌坎村民的欢迎,逐步消除了对立情绪。
总结相关经验,广东省委认为,要变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政府可以引导,但不要替村民做,要变管制、控制为协商、协调,并最终承认了村民的选举权,由村民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出新的村委会,危机最终得以化解。
黄卫平认为,对乌坎危机的化解,表现出汪洋对重大政治局面的把控能力。
汪洋曾表示,“广东成立工作组处理乌坎村事件,之所以请一位省委副书记当组长、一位副省长当副组长,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复杂到需要派出这样的阵容,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解剖这个‘麻雀’,取得经验,推动村级组织加强建设,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
不许不改革
有评论认为,汪洋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遇到了“天花板”,这也是很多学者不愿意对汪洋一系列改革评价太高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在这方面,即便汪洋本人也毫无掩饰。
汪洋曾列举广东发展的五大不足:一是,经济发展转快,但发展不够全面,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相对滞后;二是,经济总量大,但发展方式仍然粗放,结构不够优化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三是,城乡区域发展有了新的进步,但发展不够协调,发展不平衡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四是,资源环境保护得到加强,但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较大,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依然趋紧;五是,经济增长水平较快,但民生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居民的生活品质有待提升。
数字显示,在广东经济总量连续23年位居内地各省区市第一名背后,广东全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却由2000年的2.67倍扩大到2006年的3.15倍。与国内其他省份相比,广东人均GDP年均增速过去10年均排在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等沿海省市之后;技术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2%,低于全国1.4%的平均水平;广东每新增一个劳动力新创造的GDP是12万元,大大低于江苏的88万元、山东的22万元和浙江的21万元。
汪洋曾给广东的官员泼冷水,“我们有充分理由感到自豪。但是,长期捧着‘总量第一’这块‘金字招牌’,听惯了别人的赞誉,很容易使我们一些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某种优越感,甚至骄傲情绪,这种缺乏忧患意识的表现,最终会导致不思进取,后果是极其有害的”。
在今年两会广东代表团分组讨论政府报告期间,汪洋坦言,目前政府放权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会触及现有的法律法规,他希望能得到更高层面的支持,“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
2007年12月研究报告《广东省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广东未来五年发展方向选择》曾经受到汪洋赞赏,并被推荐给《南方日报》发表部分内容的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奇洪教授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最早的改革不是经济体制,而是政治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核心内容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破除“两个凡是”,1983年才提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反而是政治体制改革希望从珠三角有新的突破。”刘奇洪表示,“双转移”、“腾笼换鸟”等这一系列经济改革最终是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不能有真正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功。
刘奇洪认为,汪洋较喜欢听取吸收各方意见。而“汪洋提到广东发展的主张,其实是中共最基本的执政理念”。
在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王贵秀看来,经济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下去,必须进一步突破体制壁垒。实际上,对于深圳在广东改革开放中的作用,汪洋是有所期待的,在此次党代会分组讨论时,汪洋指出,如果深圳不坚持市场经济改革,优势将不能保持。
汪洋说,现在深圳的部门越来越多,法规越来越健全,但是“燃烧岁月的激情越来越淡漠”。
广州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彭彭认为,现在的深圳有很多既得利益者,很多人腰缠万贯,加之前任领导又出问题,在改革的“冲劲”方面自然就有所欠缺。
今日的广东已经不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广东。最大的不同在于:30年前,广东省自上而下,求变求新的意志强烈,上下同心,使得广东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势如破竹。30年后,一切试图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改革必然是阻力重重。在此情形下,将一个地方从发达带向更发达尤为艰难。“允许改革失败,不许不改革”。汪洋这位经常上新浪微博听取民声的改革者如是回应。在未来更长的时间里,他的任务是率先探索转型。
(本报记者韩雨亭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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