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换不来好结果，民心向背的症结在哪里？

在省城、县城、乡村就政治满意度问题与不同群体的朋友交流，发现大家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一是贪污腐败；二是社会不公。

民心问题具有普遍的规律性，解决民心问题要从国民根本利益来考虑，否则，辛苦换不来好结果，政府做的越多，国民反而不满越多。一些地方政府搞了很多年的民心工程，效果不是很好，其症结就在于此。

两大问题打击的是社会中坚力量 

中国的国民是相对朴实的，尤其是中国的农民，政府做的好事，他们都记在心里。在家乡调研，发现很多乡亲，尤其是年纪较大的乡亲对近些年来的农村政策称赞有加，都说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措施搞得好，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但他们对地方和基层政府官员仍存在不信任，且对解决贪污腐败问题没有多少信心。

城镇居民见识多一些，不满也多一些。笔者在县城交流的对象算是比较活跃的群体，有老师、官员、商人、农民工等。他们没有像乡村农民那样称赞政府的政策，反而表达了更多的不满。他们对社会不公的关注超过了贪污腐败。对房价问题不满尤其突出，这说明房地产掠夺已经从大城市蔓延到小县城。有的直言城里房地产热是对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双重掠夺。先以低地价掠夺乡下人的土地，然后以高房价掠夺城里人的积蓄。与往年不一样的是，一些政府官员对社会不公表达了更多的不满。其实大部分公务员属于工资不高的阶层，他们对高房价的不满也是顺理成章的。

大城市的居民就不用说了，他们绝大多数属于工薪阶层。有位朋友说，这些年来，他们糊里糊涂地掏空了自己的积蓄，并预支未来多年的劳动，还换不来城里人应有的体面生活。在另外一端，少数人则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其实普通城市居民并不像舆论说的那么仇富，他们对富人给予了足够的尊重，这种尊重绝不亚于其他的大国。然而，对掠夺性的财富积累，对悬殊的贫富差距充满着愤怒，这与其他国家的国民也没什么区别。

普遍国民的愤怒增长与掠夺程度的增长应该是成正比的。近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逼近0.5，最高收入的10%家庭和最低收入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之比竟然达到了65倍。另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这些高收入的来源常常不明不白，国家统计局也难以统计到确切的数字。就清楚部分的收入来说，差距也是相当惊人的，企业高管的年薪比普通员工甚至高上百倍。而我们的邻居日本，这种差距不会超过10倍。在丰田公司，一线员工与一线工长、科长收入差距最多不过2倍，与公司董事、工厂总经理的差距最多不过3倍。

这些年，社会不公、贪污腐败问题的恶化，严重挫伤了普通国民的工作积极性，打击的是这个社会中坚力量。有人说，这些年的发展“好了两头，损了中间”。最上面的少数人通过不完善的政策和措施掠夺了巨额的财富，最下面的少数人通过社会保障获得了温饱不愁的生活。而这一切财富都是从中间层那里流出来的。

建构社会公平促进民心稳固

把问题的实质想明白了，心一诚，理就会明了，好的解决办法也就能够想的出来。

解决社会不公问题要学习日本，这个与政治制度没有太大的关联。日本二战之后尽管搞了多党制，但长期以来也是一党独大，形成了政经合一的寡头体制。这种体制搁在别的国家，往往会带来巨大的贫富差距，而在日本则实现了社会公平的奇迹。这里面的奥秘在于政治文化，尤其是精英政治文化。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精英阶层同情下层的比例是属最高者之列。这是东亚传统政治文化在现代政治中产生的效应，它让精英阶层耻于从大众阶层那里获取过多的财富。令人痛心的是，拥有两千年儒家文明，又经过社会主义洗礼的中国，精英阶层的这种品性却远不及此。产生了这么大的贫富差距，很多精英竟然还能够心安理得。其实，公平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含义，不能丢弃。目前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把握的关键有两点：一是设法限制和制止基于权力和资源垄断基础上的财富掠夺行为，房地产暴利、某些行业的垄断性收入需要尽速解决；二是设法提高通过诚实劳动而获得的收入，想办法解决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企业内部过高的收入差距问题，可以创造性地学习日本的经验，提供一个标准的各系统等级收入模型，并通过法律和政策行为予以保障。

政党自律、民主机制制止腐败，赢得民心

解决贪污腐败问题要学习新加坡。新加坡也是长期实行一党独大的体制，人民行动党作为一个整体，所受到的外在权力制约是很弱的。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政党能够长期保持高的清廉度呢?这是西方主流政治理论解释不了的。其奥秘在于精英自律，政治的本质在于通过一定方式产生治理社会的精英团队，现代政治的本质就是通过政党这种组织来产生这种团队，东亚现代政治的本质就是通过一个自律性很强的政党来改造国家和社会，以应对现代化的挑战。作为东亚文化的中枢，中国一定不要丢掉自己优良的传统，尤其是经过创造性转换的政党自律传统。民主法治是大势所趋，但如果肤浅地理解它，简单地运用它，不仅不会解决腐败问题，反而会使腐败问题结构化，触动这个结构将会更加困难。台湾经过西式民主转型后，这个问题一度非常严重，以马英九为代表的新一代台湾领导人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发扬政党自律的传统。

中国共产党本是一个自律程度很高的政党，但其中少数人以权谋私，运用手中的权力将公共资源和私人财富攫为己有，导致了腐败堕落。

解决的方向在哪里?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要依靠民主，据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通过民主的方式将他们发动起来监督政府，腐败就没有藏身之地。其实，如果一个国家的精英群体腐烂下去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民主措施，他们都有办法逃避人民的监督。竞争性选举也只是今天这一部分精英腐败，明天那一部分精英腐败。解决腐败问题靠的是“政党自律+人民民主”。一方面需要实行民主，让人民有办法监督政府，另一方面更需要核心政党有一套内部的自律机制，激励和约束自己的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让他们对贪污腐败不仅感到恐惧，而且感到耻辱。就像新加坡的一位官员贪污行为被曝光后，感到无脸见人，只好自杀。

与此同时，在民主上面不能过于担心，迟疑不前。民主发展要走正路，不能走旁门左道，中国的民主发展就是要发展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的民主政治。让人大代表能够竞争，能够议事，能够表达民意，能够监督政府。这些道理并不复杂，也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中国当前反对扩大民主的那些人要么政治上幼稚，要么别有用心。

在贪污腐败、社会不公问题都很严重的情况下，赢得民心是一个相当艰巨的工程，但核心的要点并不复杂，那就是一要抓民生建设，二要抓政党自律，三要抓民主发展。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本文原题为当前民心向背的两大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