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金融业
实际上,宁波只是“金融大军”中的一员。更多的城市,譬如哈尔滨、昆明、呼和浩特分别要建“面向东北亚的区域金融中心”、“泛亚金融中心”、“西北部金融中心”,而长春、石家庄、太原、南昌等地区也有雄心勃勃的金融中心计划。
在聂日明看来,其中存在“各种不可能”。比如辽宁省,沈阳和大连两座城市都要建设“金融中心”,但以辽宁的经济实力,注定无法吸引足够的资金。就算整个东三省建一个金融中心,最可能的选择是沈阳,这意味着哈尔滨、长春很难在金融之路上有所突破。
“又比如华北地区,北京的经济穿透力很强,石家庄、太原必定将笼罩在北京金融中心的辐射之中,它们又如何可能分别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聂日明说。既然如此,“金融区”为何会成为各地方政府最渴望“诞下”的金蛋?
“如果规划得当,对宁波的发展相当有益。”王鲁志认为,通过金融中心建设,可解决疏导民间资本、调整宁波的产业结构,增加第三产业比重以及帮助民营中小企业转型等问题。
不过,更多受访者担心,多数规划中的“金融中心”恐无法建成,最终只能沦为“政绩烂尾楼”。“2002年前后,全国掀起过‘软件园’风潮,最后只有很少一部分‘园子’真正生产软件,而绝大多数都在建设商业化地产。”一接近上海金融办的人士坦言,金融中心和软件园其实是一回事,五六年后,可能金融街建好了,CBD(中心商务区)也竖起来了,但房子里面却是空的,没有内容。但即便如此,地方政府已从地产开发中分得一杯羹。
而在潘英丽教授看来,地方政府之所以抑制不住冲动是因为金融业“看上去”太赚钱了。以银行业为例,去年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润总和约为3462亿元,与同期公布的1829家上市公司净赚7440亿元相比,上市银行净利润占所有上市公司利润总和约近一半。
至于银行业为何“大赚”,这是由我国扭曲的金融形态所决定的。“首先,银行是一个垄断行业,市场准入遭受多重管制;其次,国务院核定的基准利率给予了银行很高的存贷款利差,相当于超出国际平均值1.5—2个百分点的水平。”
潘英丽认为,因为中国不合理的存贷款利差以及行业垄断的政策,银行业表现出不正常的高利润。“而地方政府的想法是,发展什么产业,既能赚钱,又能缴税,还要创造就业,于是就想到了银行,以及金融业。”
其中的风险也不可小觑。“中国的金融发展非常扭曲,一方面规模过度扩张,另一方面是效率低下、结构失衡,其中信贷资金配置不合理致使低效率的行业投很多钱,而高效率、创造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却不给钱。如果银行系统不断膨胀,那么所集聚的风险无法分散,从支行到分行再到总行,最终全部转到财政部,由国家承担。”潘英丽说。
而地方政府为何“掉进了钱眼里”,上述金融办人士认为,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是最大的现实背景。“如果金融中心建成了,这能带来融资上的便利;如果建不成,地产上亦能有所斩获,怎么都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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